浙江余姚田螺山遺址初現端倪

●在姚江流域發現又一處重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聚落遺址

●干欄式木構建筑與河埠設施直觀展現古村落布局形態

●東西兩部分早晚堆積的明顯落差，表明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自然環境突變的事實

●保存完好的木槳和墓葬等豐富遺存，更加充實了河姆渡文化內涵本報訊 田螺山遺址位于浙江余姚市三七市鎮相岙村岙口小盆地中部，一個名為田螺山的小山頭（現存最高處海拔僅為５米）周圍，西南距河姆渡遺址直線距離７公里。經鉆探，遺址總面積約３萬平方米，地下２、３米深處保存著一個完整的古村落，形成的時間跨度在１５００年以上。

　?。玻埃埃蹦甑?，當地一家個體企業（熱處理廠）因生產用水而打井的過程中，這個遺址被發現。今年２月１８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聯合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專業人員發了３００平方米。經過４個多月的緊張發掘，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收獲。

　　發掘區處在整個遺址范圍的西北部，田螺山西南側。地層堆積最大厚度在３５０厘米左右，目前主要分為８個地層。東邊７個探方的大部分范圍內，文化層暴露很淺，距水稻田面僅３０厘米左右；西邊Ｔ１０３內的水田下直接出現的是約２米厚的淤泥層，其下覆蓋著第⑤層以下的文化層。因此，形成了東、西兩部分發掘范圍內文化層的明顯落差。這個現象直接地反映了遺址形成過程中周圍自然環境劇烈變化的歷史背景，并根據出土遺物推斷，出現這一環境劇變事件的年代應在河姆渡文化中期，即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由于地下水位的關系，距地表較淺的第③、④層內基本未見有機質遺物，而以灰褐色泥質陶、紅褐色夾砂陶類遺物為主，器形中出現了侈口淺腹繩紋陶釜和以不規整柱狀足為特征的陶鼎共存的局面，還有少量石器和玉器，其中帶有植物莖稈印痕的燒土塊，數量很多，這也許與建筑形式的改變有關。遺跡只有一些不太有分布規律的石塊、紅燒土塊和零星灰坑、帶小塊墊木的柱坑、墓葬，也能初步看出當時建筑形態、技術和村落布局的一些特征。

　　第④層下，出現了比較密集的小土坑和分布不太規則的帶不同層次墊板（木礎）的“柱坑”。前者的坑體大小和形態與柱坑相似，只是底部沒有任何墊木，反而往往有薄薄的淤沙層和一些橡子殘留，而有的是１、２件略殘破的陶器，所以，它們多數很可能是食物儲藏坑性質的遺跡。后者，坑口形狀多是不規整的方、圓形，邊長或直徑，還有深度多在６０厘米上下，最大的特征是它們的底部常有一塊以上的厚薄不一的多層墊板，其中有一個柱坑內竟錯向摞疊著６層木板，總厚度達５０厘米，堪稱河姆渡文化木構建筑遺跡中的一絕。不過發掘范圍內幾乎不見直立于墊板上面的木柱，但根據其他遺址中類似發現的完整情況，可比較明確地判斷為木構建筑基址的組成部分——柱坑，并從這些柱坑的形態和木板的加工、處置技術來看，它們代表了以“挖坑、墊板、立柱”作為木構建筑基礎營造技術的成熟形式。

　　上述２種“坑”的地層層位也基本一致，分布位置挨近甚至錯落，還有少量的打破關系。這類現象至少說明，當時的地面適合挖坑和進行簡單的活動，但沒有也不能作為穩定的日常居住地面，而從個別柱坑旁仍矗立著早期木柱的情形來看，這個階段的建筑形式應該還是干欄式的，而且年代上會早到河姆渡文化第二期。

　　由于埋藏深度的加大，第⑤、⑥層中出土了除大量墊板以外的骨、角、牙類等動物性遺存，但更不易保存的木屑、果核、種子、米粒等植物性遺存還不多；而器形和裝飾比較簡單的侈口、斂口、直口陶釜、陶罐、盆、缽類生活器具的碎片很多，另外，以骨鏃為主的骨器、石器也大量出現。而第⑤層下的遺跡較少，特別是在Ｔ２０３的偏西位置，出土了數座位于居住區附近的簡單墓葬，它們均沒有明顯的墓坑、葬具和隨葬品，而且多數肢骨殘缺不全，位置散亂無序，骨骸形態特征多顯示為少年和青壯年。所以，這些墓葬很可能是屬于非正常死亡所致的二次葬。

　　受穩定的地下水環境的影響，距地表２米多深的第⑥層以下堆積中出現了異常豐富的木屑、木炭顆粒、樹枝樹葉、菱角、橡子、芡實、葫蘆、酸棗、炭化米粒、動物碎骨等有機質遺存，它們在土壤中的數量甚至超過了泥土，反映了遺址早期更加溫暖濕潤的生存環境。

　　更主要的是在東邊探方的大部分范圍內出土了排列整齊、加工規整、工藝熟練、用材講究的眾多方體木柱，它們多數露頭于第⑤層以下，而在第⑥層下幾乎都可找到柱坑開口，因此可以肯定，它們是該遺址中保存良好的早期木構建筑遺跡，也在河姆渡遺址同期遺跡中所少見。從野外多方面的證據（分布位置、柱列走向、用材種類、保存狀況）可以明確，它們屬于兩個以上的建筑遺跡單元，雖然受揭露面積的局限，單元形態遠未完整，但從柱子的分布趨勢和遺址的空間布局特征分析，在目前發掘區東南方向應是這組建筑的主體所在，并在位置上靠近遺址的中心區塊。這些柱子（方或扁方）的最大邊長在４０厘米以上，多數為２０多厘米，坑口以上顯露長度約３０—７０厘米，坑下埋深和底部處理情況尚不得而知，它們至少打破了第⑦、⑧層堆積。在Ｔ１０３方內的這２層堆積中出土了大量夾炭、夾砂陶斂口釜，它們普遍自口沿到腹底分別裝飾著壓印鋸刺紋、旋紋、蚶刺紋和細密錯雜的繩紋。形態和裝飾風格與河姆渡遺址第④層的同類器形如出一轍。因此，第⑥層下這組重要的建筑遺跡的年代應處于河姆渡文化二期偏早、一期偏晚階段。

　　最西邊的探方Ｔ１０３內，也在第⑥層下發現了早期木構遺跡，由２根橫臥的首尾相連的粗大木材和左右兩側支撐、加護的一系列小木樁構成。對于它的性質，本來還是傾向于房屋建筑，但在其附近出土了２件完整無缺的木槳和一塊殘槳葉，并結合它正處于該遺址西部邊緣較深的位置，可以推斷，這遺跡很可能是一處臨近河湖的小“碼頭”或河埠頭、獨木橋類設施，并且在層位上基本能與東邊探方內的成片房屋建筑遺跡相聯系。這一發現，對認識田螺山遺址的村落布局形態是一個極好的視角。

　　在３００平方米發掘范圍里的文化堆積尚未全部清理完成（約剩余１／４的工作量）的情況下，已出土較完整的各類文物約７６０件，質地有陶、石、玉、骨、角、牙、木等，出土文物的密度之大，很可能會超過河姆渡遺址。其中，有些器物還是以前很少出土過的。如一件刻畫著人臉形的陶釜支腳、一件為大象頭部形態的陶塑殘塊、幾件制作粗樸的陶塑、一件侈口筒腹淺圜底陶釜、一件周身刻畫著幾何形和動物形圖案的夾炭黑陶器、一件裝飾華麗的夾炭紅衣陶盤口釜和一件形體高大（高約９０厘米）的雙耳深腹夾炭陶罐（甕）等，更加珍稀的是在這么小的發掘范圍里竟出土了３件保存完好、加工精細、形態各異的木槳，明確反映了當時的水上交通方式和生活環境，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觀賞價值。在一個灰坑內還出土了一堆螢石、燧石制品，由３９件塊狀原料、管珠玦類半成品和２件燧石質鉆具組成，對研究早期玉器的原料、器形、功用、工藝等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另外，還有大量陶片和保存尚好、豐富的各種動植物遺存。

　　通過田螺山遺址第一階段的發掘，已初步看到如下幾方面的意義：

１、發掘和全面的鉆探表明，田螺山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環境條件最好、地下遺存比較完整的一處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遺址，在空間位置上與河姆渡遺址遙相呼應，并具有與河姆渡遺址相近的聚落規模和至少相似的年代跨度。因此，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探明了河姆渡文化早期聚落遺址在姚江流域分布的基本特征。

２、第⑥層下東西兩部分發掘范圍內２種性質的聚落遺跡，已初步發現兩者在使用功能上的直接聯系。這對認識田螺山遺址的村落布局形態和進一步開展河姆渡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具有關鍵的價值。

３、發掘出土的多層次的一系列柱坑遺跡，一方面有序地代表了以挖坑、墊板、立柱為建筑基礎營建技術的階段性特征和發展水平，另一方面真切地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生存活動與自然環境演變的密切聯系?？梢宰C實此類建筑技術的起始年代應該至少在河姆渡文化第二期，即距今６０００多年以前，并能進一步明確，南方地區史前木構建筑中因圍護與承重功能相分離而對建筑結構和形式所生產的深遠影響。其中，多重墊板（木礎）的建筑地基處理方式，在以往的幾次類似發掘中也非常少見，對研究當時的建筑環境和施工技術具有特殊價值。

　　另外，已初步揭露的早期木構建筑遺跡，從野外多方面證據來看，它們的干欄式屬性更加明確，規模更加壯觀，技術更加成熟，并為復原建筑單元、探測村落布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４、對于發掘區內東西兩部分早晚堆積的明顯落差，通過地層關系的直接判斷和出土遺物的參照比較，找到了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海平面快速上漲、自然和人文環境突變的一種比較明確的證據，為解釋河姆渡文化早晚期遺存面貌的較大差異找到了重要的切入點。

５、田螺山遺址的地層堆積和文化內涵表明河姆渡文化從早到晚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

６、通過發掘并結合鉆探的手段，在距地表５米以下的深度里，在一般以為是生土層的青灰色淤泥層下的地下山坡表面，發現了一些微粒木炭。這一信息，為在姚江流域尋找距今７０００年以前的古人生活遺存，揭開河姆渡文化的起源之謎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孫國平 黃渭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