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農民為何要爭秦俑“發現權”

　　12月10日上午，西安臨潼區秦陵街下和村西楊組村民楊新滿、楊培彥、楊全義向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以下簡稱秦俑館)遞交了一份《關于‘秦兵馬俑發現人’資格認定的申請報告》，要求該館頒發證書，確認包括他們在內的9名農民對秦兵馬俑的“發現權”。

　　秦始皇兵馬俑發現于1974年，這些農民為什么在近30年之后才要求他們的“發現權”？而“發現權”又該如何認定？挖掘出文物的是發現人，最終確定這些文物價值的考古工作者是不是發現人？我國法律對于發現人和發現權的界定有何說法？我國是怎樣對發現文物者進行精神及物質獎勵的？

　　農民打井發現“瓦人”專家確定為秦兵馬俑

　　29年前，楊新滿與同村的伙計們在挖井時發現了秦始皇兵馬俑，他們沒有想到，它將成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更沒有想到，他們日后將為“第一發現人”爭得不可開交。

　　據時任晏寨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的付永仁介紹，1974年3月，西楊村所在的晏寨公社號召興修水利，各村改土打井熱火朝天。有一天，楊新滿和同村楊培彥、楊志發、楊全義、楊文海、楊文學、楊彥信、楊宜洲、王普治在打井時打出些“瓦人”來，覺得可能是文物，就告訴了包村檢查的干部。第二天，付永仁趕到工地，要求停止施工，并報到文化館。

　　文化館的趙康民急赴工地，察看陶片后認為，這是秦代的，是寶貝。于是讓楊培彥等人把瓦人用架子車拉到文化館。新華社記者藺安穩得知此事，將采訪結果發了《內參》，引起了中央的重視。

　　爭議始自“發現人”簽名售書“第一發現人”之說遭質疑

　　一開始，楊新滿等人并沒有意識到要求明確“發現權”。后來，躋身世界八大奇跡的秦始皇兵馬俑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該館的宣傳材料曾透露，1985年該館的日參觀人數穩定在4000人左右。

　　而當地想出了更聚人氣的賺錢方法，讓秦始皇兵馬俑的“發現人”坐堂，簽名售書。

　　首先簽名售書的是楊志發，接著楊新滿、楊彥信、趙康民等也被邀請，再后來，一些跟此事毫無關系的人也號稱“第一發現人”在秦俑館附近一些書店蒙騙游客，圖的是每月近千元的“簽名費”。

　　楊新滿等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魚目混珠的現象，是因為沒有政府的“認證”。從1985年開始，他及其他幾位打井時的伙伴找到秦俑館，要求該館對此給予認定，但一直無果。

　　楊新滿告訴記者，楊文海等5人已離開人世，十多年來，媒體的炒作讓人誤以為“第一發現人”是楊志發或者是趙康民，“而實際上應該是我們9個人共同發現的”。

　　楊等人還要求對該館一號坑介紹文字中“當地農民打井發現”進行修改，寫出他們9人的具體姓名。

　　《文物保護法》規定獎勵文物發現精神鼓勵能否以“發現權”體現

　　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律師毛嘉興說，他還是首次收到“確認文物發現權”的申請，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中尚無有關確認文物“發現人”的條款。但《文物保護法》規定，發現文物并及時上報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護的單位和個人，國家應該給予適當的精神鼓勵和物質獎勵。楊新滿等人的精神鼓勵是不是應該包括所謂的名分？發證書，或者是刻碑留名？這都是精神鼓勵的一種形式。

　　而這些，楊新滿等人并沒有獲得。那么，我國長期以來是怎樣對發現文物者進行精神鼓勵的？

　　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長趙福生告訴記者，精神鼓勵如何表現，國家并沒有具體的規定，“很多文物是考古人發現的，對他們來說，這是職務行為，單位表揚就是一種精神鼓勵；對于非考古

　　或文物工作人員，有的是發獎狀，有的是口頭表揚，至今沒聽說給‘發現人’證書的?！?br/>
　　趙所長估計，在這些獎狀里，可能會包括“某某人發現某某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特發獎狀，以資鼓勵”的內容。在他的記憶中，今年初在陜西眉縣發現27件青銅重器的5個農民，“大概是所有文物發現和保護者中，受到的獎勵最高的：不算國家文物局和當地政府，光陜西省文物局就獎勵了他們10萬元；而且27件青銅重器在北京展出時，他們5人被特別邀請‘披紅戴花’地來到北京，據說還得到了獎狀，———這就是一種精神鼓勵?！?br/>
　　認定“發現權”尚無法規可循文物發現不同于自然科學發現

　　但在認定“發現權”上，目前沒有具體規定，因此，秦俑館辦公室副主任張炳玲感到十分為難，“‘發現’如何界定？哪一級單位有權開具此證明？現在的《文物保護法》沒有規定，要有發現人鑒定這一程序。而且一旦出現爭議，由誰來鑒定？”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占民認為，誰是第一發現人，需要權威部門認定，“自然科學的發現相對來說容易界定，如居里夫人發現的鐳，他們夫婦自然是發現人。文物的發現往往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如中國第一例人類頭蓋骨化石的發現，當時人們并不認識，經裴文中先生鑒定命名，發現者自然是裴文中先生?？汕乇R俑的發現眾所周知是西楊村幾位農民打井碰上的，他們最先挖出來的‘瓦爺’也好，‘秦俑’也罷，你不能說他們不是‘發現人’，至于經文物專家的鑒定、修復、命名及新聞記者的報道，還有首批考古隊的進一步清理、鉆探，弄清了秦兵馬俑坑的全貌，在整個發現過程中的這些專家、記者的職務行為如何評價、界定，目前文物主管部門還沒有具體的規則可遵循?！?br/>
　　“發現權”和“發現的價值”有區別價值確定人是否也是“發現人”

　　楊新滿等人在秦兵馬俑的“發現”上已經出現了爭議，在無規則可循的情況下，先看看一些專家及網友的說法。

　　秦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張文立教授認為，打井人和趙康民都是發現人，“當時打井是集體勞動，楊培彥是生產隊長，楊志發、楊新滿等人具體打井，挖出秦俑時，大家都看見了。但從科學意義上來說，趙康民聽到打井發現東西，立即趕到現場，經過研究、分析，確定是秦始皇的陪葬物，并修復、命名，從這個角度講，趙康民也是發現人?！?br/>
　　一個網友說：“雖然我不能給出發現權的準確定義，但我清楚科學發現的偶然性。在古今中外科技史上，科學發現偶然性的實例并不少見。在這里首先要把‘發現權’和‘發現了價值’區別開來，如果沒有幾位農民的挖井行動，就當然沒有秦俑的發現，又何談其‘價值的發現’；也正因為他們是農民，他們才有了那種為生存而表現出的本能的挖井行動———最終導致秦俑的發現。而秦俑的發現價值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職責，而以此為由來和幾位農民爭執，有點說不過去。讓一個農民來完成什么‘發現的價值’，豈不是強人所難！”

　　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的毛嘉興律師認為，“秦俑發現人”之爭，給立法機關帶來啟示，國家應當在這方面進行立法。一方面可以維護“發現人”的合法權益，調動公民“發現”并保護文物的積極性；一方面可以減少糾紛，促進社會穩定。（文/楊新滿 楊培彥 楊全義）（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