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談徐悲鴻與傅抱石之交誼

今年這個夏天，傅抱石先生的次女傅益璇和次子傅二石相繼離世，令人嘆惋連連。最后一次見到二石先生，是在2014年北京畫院舉辦的“蹤跡大化——傅抱石誕辰百年畫展”開幕式上。彼時，廖靜文先生也出席了，她面容清癯而精神矍鑠，不時地與鄰座的二石先生側首低語，臉上流淌著故交相晤的親切暖意。這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她，翌年6月，廖先生辭世。每當腦際浮現出這親切溫暖的一幕，本于藝術史研究的職業習慣，總會由之聯想到現場之外的兩個人——徐悲鴻和傅抱石。

　　他們同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聲名顯赫的大家，也是一對友人。確言之，徐悲鴻是對傅抱石藝術事業予以巨大幫助的師長輩，交誼在師友之間。1931年溽暑中的南昌，徐、傅二氏初見。傅抱石青衫一襲，懷揣書稿、印譜與畫作拜望了當時已為中央大學藝術系掌門人的徐悲鴻。摯言百千，神契恨晚，遂慨然訂交。后經徐悲鴻向江西政要舉薦并力爭資助，促成了傅抱石的赴日留學。傅抱石在日期間，勤學苦讀，于藝術史研究和刻印、繪畫等皆所獲累累，1935年的東京銀座個展即是留學成果的一次匯集。徐悲鴻雖未能親臨現場，但在他為這次展覽的題詞中足見一份深沉的欣慰。

　　傅抱石歸國后，經徐悲鴻引介，執教于中央大學藝術系。梅庵之旁，六朝松下，又是兩人同事生涯的開始?？箲疖娕d，傅抱石舉家西遷，寓居重慶西郊金剛坡下，而徐悲鴻為籌募抗戰軍費游走南洋。在這個時間節點之前，學界對兩人的交往和關系無多置喙，而這變成一個頗具言說意味的問題，緣起于1942年傅抱石的重慶壬午畫展。較有影響力的一個說法來自常任俠先生，他曾講到，傅抱石舉辦這次展覽，一個重要初衷是為了展示自身史論研究之外的精良畫藝，與徐悲鴻賭氣爭勝，只因為此前不久徐氏曾回絕了他欲執中國畫教席的愿請。這一說法得到了包立民、林木等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在他們的文章中據此一說延伸開來，談到二者藝術觀念上的赫然差異，遂將二者劃分到了兩個不同的藝術陣營中。

　　其實，如果說到傅抱石在事業和人際等方面的壓抑，在其回國最初的兩年中已經有所流露。他曾經抱怨過中央大學的體制格外看重留法學生，以致他一度想北赴與留日生關系較密的北平師范大學謀職。這則材料透露的深層信息，可推測為由于他在求學背景、藝術觀念、朋友圈等方面與留法畫家的不同而帶來的事業和生活上的被邊緣化。因此，如果徐、傅二氏真的存在這方面的矛盾，也絕不應該是延遲到1942年才驟然徵現的。

　　考察兩人的關系問題，似乎不必將思考的線索過于繁復化，最宜循著本真的人性方式將問題還原到他們生存的歷史原境中。筆者認為，徐悲鴻之所以對名不出南昌一隅的青年傅抱石如此親近和提攜，還潛隱著一個至為關鍵的情感基點——傅抱石的成長經歷與徐氏自身存在某些相似之處，那就是一個出身社會底層而胸懷藝術理想的年輕人，獨憑一己才華和對未來世界的向往毅然壯行，為了解脫苦難的生活也為了靠近純凈的夢想，不懼輾轉勞辛，兀自悲喜萬端。這種近似的出身和跡歷令徐氏在心靈深處對青年傅抱石滋生了本然的親切感，發自肺腑地樂于助佑其踏上理想之途。拋卻若干瑣碎的考證和無解的復述，這一聲來自生命內部的情感共鳴應該是二氏交誼中最本質的聯結。

　　抗戰勝利后，徐悲鴻赴任北平藝專校長，傅抱石則隨中央大學東歸金陵。傅抱石購宅于傅厚崗，與徐悲鴻南京的舊宅一墻之隔。雖徐氏已徙北平，但其前妻蔣碧微仍住在這座院落直至1949年初。此地離中央大學舊址不遠，筆者曾自當時中大藝術系所在地梅庵出發，步行至此，沿途用心體察著當年徐、傅兩位先生下課后款步還家的情景。在傅抱石的口述中，提到這里是他最鐘愛的宅院，絕非漢口路現為傅抱石紀念館的晚年居所可比擬。人俱故，緣猶長。如今，南京傅厚崗這兩座老建筑依然安靜地佇立在原地，青磚小樓，綠樹滿庭，嚶嚶鳥鳴不時躍出墻外，活像一對飽閱滄桑又欣然言笑的舊鄰，坦誠見證著20世紀美術史上一段漸被遺忘的煙云過往，歌哭歌笑兩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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