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類節目逆生長 它們代表詩和遠方嗎？

　　今年的節目市場，似乎開始“慢”了下來
　　過去幾年里，做節目也好，看節目也罷，都帶著那么點“無快不破”的意味。真人秀在事實上成為所有節目類型中最吸睛也最吸金的形式，節目生產趨之若鶩——形態變得更繁復、節奏變得更緊湊，崇尚“快”的真人秀已經是人們當前進行文化消費最普遍也最常規的選擇之一。節目制播方都希望能夠穩坐馬太效應的另一端——頭部市場，這似乎取決于能否迅速催生出一檔現象級的真人秀。于是，選秀、競技、戶外體驗等各式真人秀大量涌現。在看似紛繁的景象下，競爭暗涌。各類節目只好通過不斷地自我復制來匹配對“快”的追逐，市場的疲軟已顯見。
　　正當行業整體陷入迷思時，年初，一系列文化類節目“突然”回潮，四兩撥千斤地分取著人們大比重的注意力。面對消費迭代快速的綜藝市場，它們以“慢”的姿態逆生長起來：《中國詩詞大會》領跑春節檔，最高收視破1；《見字如面》以臺帶網，單期網播量近千萬；《朗讀者》升溫迅速，話題帶動有力。
　　沒有復雜的節目議程，沒有搶眼的花式包裝，這些形態質樸的文化類節目并非近來首創，但卻在今天的節目市場中舉重若輕地迎來了受眾的認可。很顯然，它們補全了既有電視娛樂中不斷缺席的文化屬性，也滿足了受眾在觀看快感以外的審美想象，通過包括記憶詩詞、誦讀書信書籍等在內的一系列文化符號的電視化組織，使得文化傳播進一步市場化。
　　倘若稍加留心，文化類節目的電視復興只是一個方面。這兩年里，依托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平臺異軍突起的各式文化類音視頻內容，也早已不是星星之火。從第一季“看理想”到前不久的“豆瓣時間”，文化的新鮮度正與新媒體所具備的現代性基因更深度地整合到一起，這些形態傳統的網生內容，正以另類的姿態野蠻生長起來。
　　“誰說年輕人就很膚淺？”
　　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文化類節目在中國的傳播一直都以斷裂的形態緩慢發展著，這種境況在新世紀前后更為顯著。起初是以央視《走近科學》為代表的科普類節目，這類節目發軔于科技進步的現實，以科學的大眾化傳播為路徑，帶著強烈的理性色彩。但相比輕松的電視觀看而言，它們的調子終究重了些。于是，在往主流觀眾趣味靠攏的過程中，這些節目也不倫不類地烙印上了神神叨叨的特質，與初衷漸行漸遠，更在人們“走近偽科學”的吐槽里逐漸淡出。此后，又有了如《百家講壇》這樣的講座類節目，成功推出了一批“電視學者”，并一度引發大眾觀史、談史和學史的熱潮。但面臨的困境相似：不斷流行化的知識生產，一方面消解著文化接觸本身的儀式性地位，另一方面逐步明星化的學者，也很難再延續對文化探究的嚴謹態度(至少在熒屏呈現上如是)。講座類節目再度被觀眾所遺忘，直到近幾年，出現了諸如《漢字英雄》等競技類節目，更有《最強大腦》這樣帶著高度奇觀色彩的展演性節目，順應真人秀大潮，機制成為這些節目的革新，卻也成為這些節目的軟肋，節目文本與觀眾之間的黏合度備受考驗。
　　國民教育始終是中國電視文化變遷的一條重要線索。文化類節目并非“突如其來”的節目類型，但囿于種種原因，其影響力始終不成規模，真正能夠形成“文化現象”的節目有限。但是，人們的文化滿足相比過剩的娛樂滿足又是稀缺資源，文化類節目在與觀眾保持一定距離感的同時，也為之帶來天然的好奇心和敬畏感，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這類節目哪怕只是斷斷續續的若干把柴火，也幾度燃燒得旺盛。
　　文化類節目不該是被遺忘在角落的速凍食物，只有在饑腸轆轆時才被想起一解燃眉之需。它應當總是溫熱，且從不離席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令觀眾時常能夠在觀看節目中“凝視他者、審視自身”。那么問題來了，如何跳出“斷裂”進而覓得穩健、長久的發展呢？
　　眼前的這股熱潮似乎能回應一些問題。盡管我們尚不能對這一階段的節目蓋棺定論，但在這股回暖的勢頭背后，觀眾的期待確實更多了些，市場的信心也確實更大了些。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景氣”，與它們在文本上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轉型不無關系。文化性與市場性的平衡是此前節目都未能紓解的問題，而我們正經歷的這些節目則在兩種方向上大幅改進著。
　　一是去機制化的嘗試。當眼下的節目內容生產越發倚賴于種種機制的搭建，對節目Bible的推崇更是如火如荼，“模式”是否萬能？歷史的經驗證明，文化類節目要對所謂“模式”的界定和約束有所警惕，這恰恰是成為掣肘文化呈現的柔韌性的某種“隱患”?！兑娮秩缑妗吩诓コ銎陂g，節目形態就有過幾番大動，其中包括放緩節目節奏、拓寬書信取材等，而這些都作用在了營造更好的“見字如面”的情致之上。
　　去機制化，意味著節目形態不能在曲高和寡或過度諂媚之中簡單取舍，“模式”不再成為決定性要素?？v觀這些節目，多數樣式樸素、焦點明確，并沒有通過種種高概念或花哨規則加以繁復包裝。當然，為了避免流于漫談或沒有克制的抒情，節目總會圍繞一個核心的動作(如誦讀)鋪展。以《朗讀者》為例，它更像是一檔深度談話節目——“朗讀”只是一種手段，寓于這一過程中的故事分享和情感傳遞才是內核所在。文章作者、朗讀嘉賓及電視觀眾構成一條看似松散實際有力的情感紐帶，跨越種種界限來與過去對話、與未知對話，甚至與自己對話。濮存昕讀老舍的《宗月大師》，是因為從老舍和宗月大師的經歷中找到了自己似曾相識的人生軌跡?！袄首x”作為交流形式而非表演形式存在，于是它看起來不那么束之高閣，也不會過于簡陋粗鄙。精英文化與流行文化在其中互相收編，這樣的節目在形式上保有著精英氣質，最終落點在直面人類普世的情感狀態和價值取向；在文本上又會充分遵循觀眾的知識結構并及時反饋觀眾的知識訴求，這些都是相比過去更豐富的變化。
　　二是渠道產生的化學反應。新媒體的異軍突起，為傳統內容平臺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這些可能性指向著內容生產和傳播形式兩個維度。網絡自制內容的崛起，不過是近兩年的事。視頻網站從最初的無序發展到今天的類型深耕，使得原生于互聯網平臺的視聽內容獲得了更自由、多元的發展空間，它鼓勵分眾化、垂直化的內容，這也符合其作為一種內容媒介的屬性。于是，看起來本是與互聯網絕緣的文化類節目，反倒成了其中最快生長起來的一股力量。以《一千零一夜》《號外》《圓桌派》為代表的“看理想”系列節目，帶著頗具烏托邦色彩的審美想象，為人們營造出一重屬于互聯網的浪漫空間。梁文道、陳丹青和竇文濤三位人到中年的儒雅男子，分別認真地談論起有關文學、藝術和社會的那些事，觸摸時代的議題，為浮躁的虛擬生存供給著某種人文關切；而諸如許知遠的《十三邀》則在努力闡釋著我們所處時代的文化邊界，通過十三位具有“模板”作用的個人來觀察與分享他們之于這個時代的獨特個人體驗。這些節目顯露出的“嚴肅文化”氣質或許更精英，看起來也會與年輕人聚集下的互聯網規律相背。但如梁文道所言，“誰說年輕人就很膚淺？”值得高興的是，相關數據顯示，年輕受眾占據了相當的比重——這恰恰印證著“慢”的新傳統是帶有強烈的互聯網基因的。
　　同時，作為傳播手段的互聯網也為傳統電視端發展文化節目提供了新機遇。過去文化類節目面臨的瓶頸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性和話題度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如今互聯網作為一種有著更廣泛到達率和使用率的渠道資源，形成節目話題設置的天然策源地?！吧系鄣臍w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作為播出平臺的電視，老老實實地做好內容，話題自然會在新媒體端涌現。第二季《中國詩詞大會》的走紅，有關文脈正統和語言增殖的討論，或者才女武亦姝的“圈粉”無數，都是印證?！兑娮秩缑妗返目倢а蓐P正文認為互聯網是傳播市場化的重要發端。節目以黃永玉和曹禺的往來信件做過一次試驗，當文化產品呈現出市場可能性時，互聯網傳播的高效和精準在很大程度上會優于傳統的人為對資源的配置。
　　“養成”是一個過程
　　從乏人問津到門庭若市，這一階段文化類節目的迅速崛起只是一個開端。要避免如過去那般的“一時燃燒”，這類節目還需經歷一個持續而穩定的培育期。甚至可以說，挨不過成長期的陣痛，消弭最初的人聲鼎沸也不過就在眨眼之間，曾經盛極一時的《百家講壇》就是前車之鑒。
　　文化類節目的培育不同于傳統綜藝節目的迭代，市場導向并非最有力。文化類節目的發展是具有內生性的，也是強關聯的，需要受眾和節目之間互相“養成”。這直接帶來兩個方面的思索：觀眾如何養成節目？節目又如何養成觀眾？事實上，這些都尚未在既有節目中得以體現。
　　目前的文化類節目都建立在“我們(節目制作方)認為大家(受眾)需要什么”的基礎上，這是一種想象性的商榷，在大面上講得通，落實到具體方面卻不甚明朗。換言之，觀眾幾乎還沒發揮出對節目的養成作用。從成語到詩詞，從誦詩到讀信，回應的都是人們對“傳統”本身的守望，是對“詩意生活”的粗線條勾勒。畢竟，“詩和遠方”總是開解現實困頓的有力撫慰。例如，《中國詩詞大會》借助詩詞這一代表“傳統”符號載體，通過記誦詩詞的形式來探索古典文化之美?？陀^上，這種形態在激發大眾對傳統詩詞的興趣乃至喜愛方面，效果是顯著的。但今后呢？通過諸如《中國唐詩大會》《中國宋詞大會》《中國元曲大會》等一系列更具體的相關節目來保有大家對傳統詩詞的熱情嗎？有趣的“常識”終究有限，對詩詞本身的追逐只能成為短暫的一種“流行”。所謂觀眾對節目的養成，就是要更清晰地去探究人們與“傳統”之間更深層的關聯，而這不僅僅倚賴于帶著“傳統”意象的若干符號來生成意義，還需有一個漫長的磨合過程。
　　與此同時，文化類節目在嬗變過程中要令觀眾不斷接受其新形態，也同樣需要一個過程?！岸拱陼r間”在近期率先推出兩檔節目《在詩歌中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和《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令“知識付費”再度成為焦點，引發廣泛關注。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商品化的過程似乎已經有了廣泛的實踐。從此前的《羅輯思維》到今天的“分答”“得道”，人們從未停歇過將知識轉化成經濟生活主體的步履。但到目前為止，歡呼“知識付費的春天已經到來”似乎有點為時過早。我們驚喜于豆瓣的全新嘗試，但要真正進入一場觀念革命甚至拉動文化類節目突破變現囹圄仍有更多路要走。尤其是在這一過程中，還要警惕泥沙俱下的商業力量對文化產品本身的過度裹挾，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商榷和驗證。
　　節目火了知識值錢了，文化呢？
　　市場是個好東西。
　　消費主義的盛行高度倚賴于文化工業，詩詞、書信、書籍等一系列頗具傳統印跡的文化符號經由媒介展開的意義生產，一方面在回應著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訴求，另一方面也撫慰著這個時代所匱乏的多種意義和想象。這些，都為文化類節目在今天的勃興提供了扎實的土壤。
　　一夜之間，陳丹青、梁文道、竇文濤成為中國最迷人的大叔，許知遠也被視作公知界的一股清流；董卿的口紅色號上了新一輪的話題熱搜榜，歸亞蕾也憑借動人的談吐帶動了全民重溫《大明宮詞》的熱潮。需要承認的是，相比于那些曇花一現的流行娛樂樣式，棲息于溫情和詩意的文化類節目，在誠意的雕琢中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在眼下這個消解一切意義的消費社會里，一首詩詞、一卷書畫、一封家書帶來的撫慰雖然有限，卻也有力，哪怕這些節目的初衷也是高度擬合于這個商業社會的邏輯。但客觀來說，日常生活里并不需要那么多“深刻”?！耙荒ǚ奂t‘哲思小語’涂抹在失血已久的精神之唇上，就能感到自己面如冠玉”，在這一點上，眼下《朗讀者》《見字如面》，抑或《圓桌派》《十三邀》的流行，與當年《百家講壇》里風靡的“易中天熱”或“于丹熱”并沒有太多本質差異。
　　崇尚“速食”的年代，娛樂正在消弭一切宏大，卻也同時異化著娛樂本身。相比過去還算“根正苗紅”的文化類節目，如今的這些節目似乎越發跟娛樂的邊界拉扯不清。當這些文化類節目被奉為流行圭臬，借著民粹主義的氣質營造出關于文化的一個擬態環境，里頭深嵌著的市場邏輯也在不自覺中撼動著文化本身的主體性。
　　需要指出的是，這并非對文化類節目的苛責，而是對整個文化環境的反思。有人說不該對一檔節目賦予太多要求和寄予太多想象，這一點我很同意。但文化類節目要想在經歷短暫的火爆后走出更長久的路，這又是不得不面臨的“拷問”。當人們沉溺在“從大漠孤煙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從山水田園牧歌到金戈鐵馬陽關”這般唯美而浪漫的文化意境中時，我們可能忘了，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最不缺乏的就是文化。在無盡的文化寶藏里，我們能包裝出一個又一個的《見字如面》《朗讀者》令人動容，也能打造出一個又一個《號外》《一千零一夜》令人“求得甚解”，它們會彌補多數人匱乏的現實情緒體驗，補全少數人深度學習的需要。但回歸到文化本體的功能上來，它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內化成一種自覺的文化意識，進而實現更為普遍的人文關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