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揚：追求藝術的天然偶成

尚揚是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更是當代藝術領域非?；钴S的創作者。他很早就以“尚揚黃”揚名，上世紀80年代“黃土”系列、90年代“大風景”系列，2000年以來的“董其昌計劃”系列，均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黃河船夫》作于1981年，是尚揚在湖北美術學院讀研究生時的畢業創作，也是他從事藝術50多年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當年《黃河船夫》完成后，很快就出現在中國美協的機關刊物《美術》雜志上。它一方面使尚揚與之后30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史緊密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因為作品本身的某些藝術特性，也使他具備了與世界藝術史對話的可能。

尚揚的創作一直堅持個性化路線，“既有對現代藝術的敏感，又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它的畫幾乎不能用任何一種風格來概括，但能明顯感到一種現代藝術精神的存在。也可以說，他用一種現代藝術的語言，重新闡釋了中國的民族精神?！迸u家易英這樣評價他。

本刊記者走近尚揚，探詢這位藝術名家的人生觀、藝術觀，以及他的作品在今天的社會能提供給我們一個什么樣的觀照。

1關于創作

《藝術與財富》：到目前為止，您只做過兩個個展，今年有個展的計劃嗎？

尚揚：為了使自己能自在的、放松的創作，我沒有找經紀人，沒有合作的藝術機構，也沒有專業工作的助手，并將很多個展都推掉了。今年9月份有一個個展在蘇州博物館。展覽場地不是太大，需要的作品不很多，所以壓力不是特別大。但我想，以蘇州博物館特殊的文化地位，還得拿出一些在藝術心理上能與蘇博匹配的作品。參展作品持續現有的《董其昌計劃》系列和《冊頁》系列，也會有些新作出現。

《藝術與財富》：這個展覽的主題定了嗎？

尚揚：主題要等作品慢慢深入的時候，最后再確定。我是屬于做事很認真、又怕強擰的人，完成一件作品，過程往往比較艱辛。但最后一定是通透的。我是不將受累的過程放到作品上去的，讓看到它的人很放松，而不是讓人看得累。另外，我的作品很警惕機巧，有些聰明的畫，人們看到也許會叫好，這樣的感覺不該在我的作品里出現。作品呈現的狀態應該是樸實的，內里積關于創作1淀是深厚的，看起來松爽一些，不那么華麗、乖張、機巧外露。

《藝術與財富》：您在進行藝術創作時，一般是什么狀態？

尚揚：我多年來形成一個創作習慣，把一張畫布擺在面前，不是拿筆構圖，而是對著畫布去想，這張布上會出現什么東西，跟我以前的畫有什么聯系。有時能想出結果，有時就想不出結果，有時甚至會想一兩個月。我曾經畫過一張將近11米的畫，分了8塊布，畫布擺好以后，沒有想好，就收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又打開，前前后后兩年才完成。有時候，一張畫畫著畫著弄壞了，就放到一邊。過段時間再拿起來，換一個角度去畫，最后卻是一張好畫，比原先預想的要好。我自己粗略地估計了一下，70%的作品都是這樣完成的。

尚揚：我的許多作品往往是在行進的過程中，甚至是在失敗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新感覺。這種感覺不是你設定的結果，它是偶然的，偶然的東西常常讓我興奮?！疤烊慌汲伞边@四個字，我一直在追求，這是藝術作品十分難以達到的境界。多少年來的追尋，發現它是無法企及的，但恰因無法企及，就越想達到。所以，常常在艱難的尋找中，我的作品也會偶然拾得這些痕跡。

《藝術與財富》：“天然偶成”是一種什么樣的境界？

尚揚：就像我們今天去看那些史前的壁畫和遺跡，由于時間，由于悠久歲月的刻蝕，由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再造，當我們今天去看它們的時候，發現已是人工再也無法做到的了。人工無法企及的，就是藝術品應該追求的；反過來說，人工雕琢過多的東西，一定是離藝術本質比較遠的。自然和社會生活里，也常常會提示這種準則和品質，這恰是藝術應該有的準則和品質。在藝術創作中，它常常會被忽略。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把浮華、雕琢和機巧從作品里剔除掉。

2關于藝術本體

《藝術與財富》：您在很多訪談中多次談到“藝術本體”這個概念，怎么理解藝術本體？

尚揚：當藝術發生的初始，人是淳樸的，是天然的一部分。當人與蒼穹大地渾然一體的時候，就會產生表達的欲望。所以，在談論藝術本體的時候，不要忘記藝術發生的初衷。但是，藝術也要適應人類發展的需要，由此產生了與時間與社會相關的內容。但歸根結底，在歷史的任何階段，任何形態的藝術，藝術本體始終應是獨立在加諸于藝術的種種訴求之外的那個東西，也應被視作藝術賴以存在的最具本質價值的東西。說得粗陋一點，就是脫下外衣的那個“人”。

《藝術與財富》：您的作品呈現的狀態都很開放，但是其中一定還是有脈絡存在的，這條脈絡是什么？

尚揚：作品內在的脈絡應該是兩個相互作用的載體：一是與視覺特征相關的，另一個就是作品需要傳遞出我所要表達的東西。

我80年代早期去陜北，是為了擺脫蘇俄繪畫對我的影響。我大學時的初期受到蘇俄繪畫很深的影響。但在那些作品中，由于受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約束，我看不到性情的舒展。后來在刊物上看到了塞尚、畢加索的作品，在他們的作品里，我看到藝術就是抒發性情，抒發人性，真正讓藝術本體成為畫面最重要的品質。

有了這種啟發，就想去實踐，但是我1965年大學畢業后就被派去大山里參加“社教”運動一年，1966年“文革”開始，我14年沒能畫畫。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恰逢改革開放，才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畫畫。我想走一條自己的路，就去了陜北，去找一種方式，把原來所學的蘇派繪畫的習慣丟掉，讓我的頭腦、我的心、我的手，不再與過關于藝術本體2去發生聯系。我在陜北，畫的基本上是平面的，放棄色彩，放棄明暗，放棄透視，放棄體積，把慣性去掉，就好像左手畫畫。

藝術本體還有一個原則，就是“個性”，強調差異性和個性化。如果我不完成個性化的鋪排，我以后怎么走呢？那時，我剛剛有點自己的藝術個性，開始被別人認識，我就又選擇了放棄。因為這還不是我要找的東西，我只是找到一種方式忘掉過去，但我還需要找到內心的真正表達。后來也不是很順利，一直到畫《大風景》，才感覺自覺和自由。

藝術應是跟社會相呼應的，藝術如不與當代社會的本質發生深刻聯系，會是一個問題。藝術是非常社會化的，現在最形式的藝術也會跟當代社會的生活有關系。90年代初，我在作品中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經濟在粗放發展的同時，環境的問題每況愈下，積重難返。

3關于藝術標準

《藝術與財富》：您認為好的藝術家是什么標準？

尚揚：標準？一句話很難說清，說點感覺吧。你關注到他，是因為他必須被關注，在一個群展里，在一本刊物里，他就是讓你看一眼就會被關注的人，哪怕他很粗糙，你也會注意到他。他的視覺特征是獨特的，或者他做到了別人想到但還沒做出來的，如果不是個性化的，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藝術與財富》：您的畫面流露出一種古典氣質，這也是您一直追求的嗎？

尚揚：上世紀80年代，我曾在文章中強調“古典氣質與當代精神的契合”，現在看來，還是一個有價值的命題。這里所說的“古典氣質”不是指古典風格，或是僅僅與傳統相關的東西。我所說的“古典氣質”，是指人類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淘洗出來的那些最具永恒價值的品質，但一直延續在人類發展歷程之中的，我把它叫做“古典氣質”。

古典氣質與當代精神的契合，在一個具有歷史感的藝術家那里，應是一種必然。我也曾說過，在今天，在世界諸多被視作最當代最先鋒的藝術家的作品里，我都看到這種氣質和精神存在于他們的作品中，或許正是由于其存在，這些作品才具有了與文明的深刻聯系，才具有了感動和啟迪當代人的力量。

4關于講真話

《藝術與財富》：您經歷過“文革”，那個時期壓抑人性，不能講真話，作為藝術家，您有什么特別的體驗嗎？

尚揚：其實早在1958年，我就經歷過這樣的事。那年我16歲，進入湖北藝術學院附中第二年。那時，“反右”剛結束，“大辦鋼鐵”運動還正在進行，我和幾個同學對“藝術為政治服務”公開提出質疑，我們認為應改為“藝術為人民服務”。這是對黨的文藝方針的公然對抗和挑戰，當然，我們五個同學受到長達兩個月的嚴厲批判。1962年，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期間，共產黨政策放寬，我們五個人得到甄別平反。1982年鄧小平發表講話：“不要再提"藝術為政治服務"了，要提"藝術為人民服務"?！蔽覀儺斈甑摹胺袋h言論”居然與鄧小平說的一樣。

大家都知道有一幅畫，就是《毛主席去安源》，這幅畫可能是美術史上印得最多的一幅作品。1968年春天，江青等“四人幫”為了打倒劉少奇及奪權的需要，將《毛主席去安源》捧成“顛倒了被篡改的歷史”的扛鼎之作，是“無產階級的藝術珍寶，每一筆都閃耀著無產階級的藝術光輝”（江青語）。這件作品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制成多套印刷版型，由中央文革的人分途乘坐專機運至全國各省會，由各大軍區司令員、各省革委會主任帶領各級干部到機場迎接這幅畫的版型。機場口號不斷，鑼鼓喧天，將版型飛快送至各省新華印刷廠立即印刷，當天分發各地，一時間全國城鄉、家家戶戶都張貼《毛主席去安源》。

因為原單位武斗不斷，這時的我，離開單位，自己去到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參與歷史畫創作。一天，農講所召開座談會，討論《毛主席去安源》的偉大意義，由警備司令部宣傳部長王某主持，還有新華社記者參加。

由于1967年冬天，我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一個展覽上，看到過原作。這張畫，藝術上是非常劣質的，而且畫中的毛澤東也是孤零零的，作品給我的印象非常差。因此，我在發言中說了我的這些看法，并且說這張畫畫得跟油布雨傘似的老舊，并不像人民日報上所說的“每一筆都閃耀著無產階級藝術的光輝”，我覺得這畫跟這個評價完全不相符。但我不知道這個話是江青說的，當時宣傳部長王某讓記錄員趕緊把這些話記下來，我說我的話自己負責。

到了午飯時，有人對我說，你說這話是非?？膳碌?，如果新華社記者寫個內參上去，你就完了。我仍然認為我說的是真話，并與另外兩個參會的好朋友一起過江，到新華分社再去向這位記者表明自己的看法。當時，那位40多歲的女記者在午睡，她把我們拉到房間里說，你們不要說來過我這個地方，你們出這個門也不要講任何話。后來讓我們坐下來，她說，你知道你講這個話會是什么后果嗎？這是直接反對中央、反對“文革”，是要殺頭的。她說，我可以保證我不會寫，但是出去，在任何地方再也不要提起這件事情。

我后來想，如果遇到另外一個想邀功的新華社記者，或是把這事當成任務，寫了交上去，事情就是另一個樣子了。另外，那位武漢警備司令部宣傳部長王某很快也調走了，也沒來得及追究我，讓我化險為夷，混了過來。我總是覺得講真話是不用怕的，因為心里坦然。只是多少年了，心里很后悔，我只記得那位女記者文靜而有擔當的模樣，卻忘了問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