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別把展館變“秀場”

　　如果美術館一味地為了票房率和參觀量而都熱衷于做此類展覽時，那些具有實驗性的年輕藝術家能夠展覽的機會是非常渺茫了，年輕的策展人也沒有多少能在美術館策劃展覽，美術館對本土藝術家推動的作用也會大大減少。如果美術館一味地為了票房率和參觀量而都熱衷于做此類展覽時，那些具有實驗性的年輕藝術家能夠展覽的機會是非常渺茫了，年輕的策展人也沒有多少能在美術館策劃展覽，美術館對本土藝術家推動的作用也會大大減少。

　　國內一些美術館通常是建了館后，再考慮收藏和展覽，然后誰有名就做誰，誰的市場好就做誰，美術館內的策展人發揮的空間也很有限，很難做自己想做的展覽，這不僅造成了展覽的雷同與同質化，也使得美術館的定位非常不清晰。

　　這幾年，在國家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背景下，美術館的建設經歷了一波高潮，有條件的、沒條件的都爭先恐后地來建美術館，且認為是建得越大越好。因此無論在北京、上海還是西部地區，包括各美術院校、畫院系統也都興起了美術館的建設熱潮，一座座具有地標性質的美術館被先后建立起來。

　　2018年6月，上海率先實施了《上海美術館管理辦法》，將美術館納入到了對于法律條款制定的環境中，也開始了對于國有美術館和民營美術館的調研。這樣的政策變化都會對美術館的目標和使命提出新的要求，而美術館如何更好地為所在社區服務，做出特色是接下來要研究的課題和面臨的挑戰。

　　美術館對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在國外已經有非常成熟的經驗。最為知名的案例應該算是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對畢爾巴鄂整個城市促進振興和創新的作用。還有紐約的SOHO，倫敦的左岸也是通過藝術和創意產業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鮮活案例。

　　在紐約，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博物館和美術館，無論是具有大百科全書之稱的“大都會博物館”，還是以收藏現代藝術為主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古根海姆博物館、惠特尼美術館，還是以展示當代藝術為主的新美術館和PS1，每座美術館無論是在展覽還是收藏都有非常清晰的學術定位，即使都是以現當代藝術為主的幾個美術館，其特色也是非常清晰，沒有展覽同質化的現象。

　　即使是大都會博物館前2年剛建了當代館，也不會對這些做當代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有太大的威脅和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美術館的建設是先有收藏，然后再建美術館。這是比較符合博物館、美術館建設規律的。另一方面在策展人制度方面，也發展得比較成熟，比如美國的博物館協會對在美術館工作的策展人有著非常嚴格和清晰的規定，尤其是在責任和權利方面，所以策展人通常也不會去做不符合本館要求或是與本館發展無關的展覽，更不會這周做一個書畫展，下周做一個當代展，然后又是陶瓷展等等。

　　而國內一些美術館通常是建了以后，再去考慮收藏和展覽，然后誰有名就做誰，誰的市場好就做誰，美術館內的策展人發揮的空間也很有限，很難做自己想做的展覽，基本上是上面安排什么展覽就做什么展覽，或者是邀請大牌策展人來策展，而大牌策展人的藝術家圈子也很重復，這不僅造成了展覽的雷同與同質化，也使得美術館的定位非常不清晰。

　　另外，再加上近幾年由于美術館過于考慮觀眾的參觀量，一些大型的美術館不是推出特展就是網紅展，展覽變成了秀場和非常娛樂的地方，觀眾到展廳就是拍照刷微信，美術館儼然成了社交的場所。這一方面固然提高了觀眾的參觀量，美術館也非常吸睛，但是嚴肅的學術評論卻在此類展覽面前非常失語，如果美術館一味地為了票房率和參觀量而都熱衷于做此類展覽時，那些具有實驗性的年輕藝術家能夠展覽的機會是非常渺茫了，年輕的策展人也沒有多少能在美術館策劃展覽，美術館對本土藝術家推動的作用也會大大減少。

　　在現在文化部和旅游部合并的背景下，各個美術館都在開始新的轉型或者是創新，如何避免美術館的同質化現象，上海寶山國際民間藝術博覽館用“水+墨”的展覽方式來拓展水墨與公共藝術的開放性，同時打通當代藝術與非遺，既深入本土研究，又進行跨國交流，從而建立了自己的特色，這種模式其實是值得思考的，因為這個展覽能夠持續6年并不容易，中間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但“水+墨”它是原創的，是落地的，能夠跟現實生活、前沿藝術發生直接關系的，是能夠扎根的東西，既然能夠扎根就能茁壯地成長。

　　因此，在目前的文化政策和創新的要求下，美術館推出各館具有學術深度和特色的原創展是非常迫切和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對于美術館的可持續發展也非常有益，雖然做原創展會比較辛苦、見效慢，但是一旦做好樹立起品牌，具有學術深度的原創展覽對美術館的激活作用是非常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