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賊筆記：接訂單盜物 高檔會所提檔次買來裝飾

在北京，除了那些名勝古跡，平原山區的田間地頭還分布著形態各異、不計其數的田野文物（也稱郊野文物）。這些文物由于位置偏僻、文保級別普遍偏低，很少受到關注。

　　近日北京警方通報，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燭臺被盜案告破，此案系專門盜竊石刻類田野文物的團伙作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獲，此案引發公眾對田野文物的關注。

　　民間志愿者的“鄉愁”

　　尋訪古跡的腳步，趕不上被盜的速度

　　民間的文保志愿者經常是文物盜情線索的主要提供者。

　　“上次來還好好的，沒過多久就不見了……”從民間文保志愿者那里，時常能聽到這樣的嘆息。在很多人看來，他們尋訪古跡的足跡，難以追上文物被盜的速度。

　　在這些文保志愿者當中，有基層文物巡查員、退休公務員、村官、教師、學者等。文化遺產是他們共同的“鄉愁”，他們經常因文物的被盜與破壞而倍感心痛，希望通過媒體曝光，引起官方的重視。

　　肆無忌憚的偷盜

　　開吊車上陣，20噸墓碑被盜走

　　墓碑、石佛、石獅、金剛座、石五供……《法制晚報》報道的盜情中，目標多為石刻文物。從幾百斤的石佛到20噸重的墓碑，經常會見到重型機械的身影，這也是現代盜墓的標志性手段之一。

　　2013年4月，房山區青龍湖鎮普查登記文物清代大臣孫國璽墓時發現，墓碑連同龜趺被盜，總重量達20噸?，F場吊裝車輛留下的車輪印記清晰可見，吊車兩側支撐架留下的印記，扎進泥土10厘米深。

　　據附近放羊的村民說，就是在4月份的一天，她見白天有3個人從一輛黑色轎車上下來，溜達了一圈便離開了，結果第二天墓碑連同龜趺就丟了，懷疑那三個人就是在下手前踩點兒。

　　盜運吊裝石刻文物，也并非十拿九穩。

　　2014年10月，位于房山區的清代重臣黃廷桂墓，僅存的兩通龜趺碑險些被盜。一伙人在利用吊車偷盜的過程中，繩索沒有拴牢，墓碑直接砸向龜趺，造成龜趺受損，同時將吊車油箱砸漏。

　　吊車司機在逃跑過程中，車輪陷入附近的溝壑中，司機當場被警方控制。雖然墓碑分家、受損，但幸免丟失，當地人戲稱是“石獸顯靈”。

　　誰在偷盜田野文物？

　　中國盜墓史研究學者倪方六介紹說，偷盜田野文物的人，主要是和文物黑市相關聯的人、這條地下產業鏈上的人，有的人長期進行盜寶活動。一般老板不會出現在現場，都是出錢找人去做。有需求，就有人去干，或者想辦法物色目標或偷盜。

　　在內蒙古赤峰，倪方六曾遇到一位“盜寶人”，聽到倪方六的南方口音后，這位“盜寶人”還主動問他能不能搞點“盜寶投資”，提供一些大型設備。這讓倪方六感到很吃驚。

　　倪方六說，他一直在準備素材，想寫一本“當代盜墓史”。因為當代盜墓，無論人群還是手段，都比古代更“豐富”。古代盜墓人群相對單一，現在什么人都去盜，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盜墓賊，順手牽羊的事也時有發生，關鍵是“有消費市場”。

　　盜墓者不再是“固定職業”

　　重賞之下自有“勇夫”

　　失竊的田野文物中，以石刻類文物居多。這些文物部分被當成了收藏者或者經營場所提升檔次的擺件，有的高檔會所就糊里糊涂地擺放了一些古墓里的石構件。

　　據多位學者了解，偷盜者已形成了一條“下訂單——偷盜——買賣”的“產業鏈”。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副研究員、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劉衛東介紹，偷盜田野文物的人，絕大部分都是為了買賣、追逐利益。一般是接受了他人的“訂單”，有針對性地下手。這些人既有盜竊團伙，也有重賞之下的以身試法的“勇夫”；他們有可能就是從中掙個差價，也有可能直接賣個“好”價錢。

　　例如2012至2014年間，房山區環秀禪寺、廣智禪寺，兩座相鄰的明代古寺先后被盜，警方控制偷盜者后發現，他們并非專業盜竊文物的團伙，就是在山溝里干活的想“賺些外快”的年輕人。

　　為何盯上這些文物？

　　在《法制晚報》報道的盜情中，大多數田野文物位置偏僻、人跡罕至，人防、技防、物防不完善，甚至整體缺失。偷盜者可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

　　北京園寢遺址調查保護團隊的馬志璞介紹說，從安防建設的角度看，當前的田野文物安防工程普遍存在重建設、輕維保的現象，項目建成后維護跟不上，供電、巡檢等存在缺陷。

　　2016年，海淀區辛亥灤州起義紀念園，石碑座被盜損、分家后斷成兩截。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在現場人防、護欄、攝像頭全部缺失。

　　同年，房山區下寺村唐代石塔，漢白玉佛龕門被盜損。公布為區級文保單位三十年，相應的人防、技防、物防全無，連文保牌都不曾掛設。直到被盜后媒體曝光，相應的保護措施才得以完善。

　　再比如，王錫彤墓位于北京植物園內，2015年，墓園內一對石獅被盜。即便有公園的保護，文物依然丟失。

　　地處郊野，他們怎么找到的地兒？

　　出版物被當做“盜寶指南”

　　對此，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好者自身也應該樹立安全責任意識。對于地處野外，保護措施差的文物，盡量不過分公開文物細節信息。

　　有的文物愛好者將文物信息、路線過分公開，把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石刻文物暴露在網上，結果就是給賊指路。

　　有的網友甚至寫“出了村、過了河，往左500米、往右300米……”偷盜者正好按圖索驥。

　　不僅如此，有文物工作者曾坦言，一些官方出版物，也成為文物偷盜者的“路書、指南”。

　　拆遷村里用上金屬探測儀

　　昔日北京多個拆遷村里，也曾出現挖寶人的身影，甚至使用上了金屬探測器。與此同時，粗暴、笨拙的偷盜手法也并不罕見。

　　中國盜墓史研究學者倪方六介紹，一些現代盜墓沒有什么技術含量，只要你有一把子力氣。

　　2012年，谷積山上一座明代太監墓被盜兩噸重的束腰金剛座，被偷盜者先是從墓地里刨出；由于文物地處山地，無法使用車輛運輸，偷盜文物全憑人力。

　　5個月以后，金剛座被轱轆到了半山腰，偷盜者使用撬棍對文物進行翻滾挪移。即便在文物周身包裹了棉被、棉衣，金剛座還是出現了多處硬傷，整個盜運過程用時將近1年。

　　但整體而言，盜墓的技術手段相比過去，還是要更加豐富先進。

　　盜竊野外大型文物，吊車、起重機、地下金屬探測儀都派上用場。有的團伙會自己購買設備，也有的靠臨時租賃，甚至有人冒充文物工作者，去租借大型設備。

　　被盜文物去哪兒了？

　　為“提檔次”，高檔會所竟擺古墓構件

　　據劉衛東了解，這些田野文物被盜后有可能出現在一些市場、集散地，被公開買賣。有的出現在高檔會所里，被用來“提高檔次”，也有可能被收藏。

　　2004年前后，位于房山區的清代惠親王綿愉的墓碑丟失。之后有文保志愿者發現，該墓碑竟然出現在了江蘇省一處石刻園內。

　　倪方六在接受《法制晚報》采訪時曾談到，國家的博物館不會收藏來路不明的東西，一般都是國內的仿古景點，一些富豪的私家花園、私人博物館，國外的收藏市場也存在需求，但這類消費還是以國內為主。他見過從元代到清代的很多文物出現在石刻市場里。

　　倪方六表示，近10年大量的仿古建筑，以及會所需要一些古物提升所謂的檔次，這大大地刺激了文物偷盜的發生。很多古墓里的石構件，也被稀里糊涂地用在了會所里。

　　無法挽回的損失

　　每個被盜文物，都是孤品

　　在《法制晚報》報道過的被盜郊野文物中，既有世界文化遺產，也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絕大多數是普查登記項目、區級文保單位、市級文保單位，保護級別相對偏低。但文物級別低，并不代表文物價值低。

　　文物具有不可復制性，每件被盜文物都是孤品。

　　房山區巖上村的元代石獅近1噸重，被盜后警方追回被安置于村委會。但在2013年，一伙人趁夜幕潛入村委會大院，八個人合力將石獅抬上一輛面包車，隨后消失在了夜幕當中。雖為區級文物，但這卻是北京地區為數不多的元代石獅。

　　2016年，房山區下寺村的唐代佛塔被盜，古塔的佛龕門被盜運至山下、摔成三瓣。雖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但這卻是北京現存八座唐代古塔之一，已有上千年的歷史。

　　在倪方六和劉衛東等學者看來，田野文物的滅失令人扼腕。比如很多古墓，歷史面貌被破壞后，過去的喪葬風俗都看不到了。

　　對于專業的研究者來說，這種滅失給研究帶來困難；而對于一個城市來說，滅失的則是一個個無法恢復的歷史片段。

　　《法制晚報》報道過的

　　北京部分田野文物盜情盤點

　　2010年 豐臺區二王墳石五供，偷盜者使用吊車和卡車盜走一尊蠟扦和一尊寶瓶（區級）

　　2013年 海淀區頤和園一尊云龍望柱頭被盜（世界文化遺產）；房山區伊桑阿墓，華表柱被摔斷，云板粉碎，蓮盤被盜（市級）；房山區青龍湖鎮廣智禪寺，明代“觀音寶殿”石匾被盜（區級）延慶區靈照寺，一對明代石獅被盜，后被警方追回（市級）；東城區法華寺遺址，清代碑座被盜

　　2014年 房山區青龍湖鎮環秀禪寺，嵌壁石刻被盜（區級）；海淀區上莊東岳廟，清代石窗雕被盜（市級）

　　2015年 北京植物園內，王錫彤墓一對石獅被盜（區級）

　　2016年 房山區下寺村唐代石塔，漢白玉佛龕門被盜損（區級）；海淀區辛亥灤州起義紀念園，石碑座被盜損（國家級）；昌平區十三陵思陵，石五供中一對燭臺被盜（世界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