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作品中印刷品的鑒別

書畫印刷品，歷史不算悠久，從珂羅版印刷到如今的數碼時代，不過100年的時間，但卻顛覆了傳統的鑒定方法。在藝術市場上，書畫印刷品成了最讓人頭痛的一類贗品。珂羅版印刷，算是書畫印刷的雛形，尚談不上仿真的程度，它適合印刷書畫類書籍，但相比過去僅有文字的著錄，有圖的珂羅版，是印刷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飛躍。

　　1940年以后，朵云軒、榮寶齋的“木版水印”，已經有了幾分亂真的功能，一些經典的木版水印作品，如榮寶齋復制的《韓熙載夜宴圖》，與真跡非常接近。但這種復制，費時費力，而且勾描、刻板都需要手藝極為精湛的師傅才能完成，這樣的復制品，數量有限，價格也不菲，而且當時復制的一些經典作品大都被文博機構收藏，并且都加了復制的標識，流到市場以假亂真的機會非常小。而一些普通的木版水印作品，仿真的程度要大打折扣。

　　日本二玄社的書畫復制，真正開啟了高科技書畫印刷的先河。與木版水印單純的手工操作不同，二玄社的印刷，利用了高清晰的原大拍攝，電腦分色、制版等技術手段，可以批量生產，而且這也使復制技術的日益精進變得可能，因為科技總是在不斷發展，而精湛的手工技藝卻漸次式微。

　　這些年，隨著數碼技術的出現，在拍攝環節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激光制版、電腦分色的技術也更加先進，同時，印刷的新技術不斷出現，尤其是印刷油墨的改進，使復制作品更加接近原作，以致讓許多人覺得真假難辨。

　　其實，印刷品無論如何也難以達到與手工書寫、畫畫完全一樣的效果，各種印刷方式各有長短，如果能夠熟悉其中的門路，也許對于書畫印刷品就不會那樣“談虎色變”了。

　　木版水印最大的優勢是印刷所用的材質可以與原作基本一樣。首先，不論紙、絹，都不需要任何處理，完全可以根據不同的仿制對象來靈活選擇，其次，墨與色也可以與仿制的對象完全一樣。這在仿制當世書畫家作品時尤其有優勢，我們現在看1950年以來印刷的齊白石、徐悲鴻等人的作品，紙、色、墨與原作完全一樣，有些仿制品裝裱精良，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沖刷，略顯古色古香，這樣的作品從材質到外觀都很容易迷惑人。
　
木版水印永遠難以解決的難題是墨氣較死。普通的水印作品墨色非常單一，濃淡的層次很難體現，枯筆的那些飛白表現得很不自然。另外，線條邊緣整齊的刻痕與手工書寫時水墨自然滲透暈散的效果也很不一樣。即使是類似《韓熙載夜宴圖》這樣精致的復制品，墨氣也不夠鮮活自然，只要近距離觀看，就會發現這一問題。此外，木版水印適合印刷小尺幅作品，或者可以拼接的長卷，至于高頭大軸就難以應對。

　　二玄社復制書畫，由于采用了特制的相機拍攝，基本上就不受尺幅大小的影響，一些大幅作品也印得非常精彩。因為是原大拍攝，能十分清晰還原原作的筆墨神韻，一些細微處如線條的牽絲、兩筆搭接處形成的深淺不同的墨痕，都很逼真。但二玄社的復制品只宜遠觀而不能近玩，由于印刷的紙絹都需要特殊處理，經過處理的紙絹變得特別柔軟，已經失去紙絹的本來特質，用手觸摸，很容易感覺得到。另外，印刷品特有的“網點”也無法消除，細看一些線條，就會發現一些微小的顆粒，枯筆處看得特別明顯。

　　在數碼技術出現之前，二玄社的書畫復制代表了書畫印刷的最高水準。進入新世紀后，用數字掃描代替了相機的拍攝，制版、分色的技術也更加先進，微噴工藝的出現，使書畫印刷中難以消除的“網點”變得若有若無，只有在放大鏡下才能現出原形。于是有人驚呼，認為書畫復制已經與原作真假難辨。其實未必。甄別手工繪品與印刷品應該從細部著眼：首先看墨附在紙上的效果，印刷品墨痕都較虛浮，墨色單一有異樣;而手工繪本的墨痕有堆積感，線條邊緣可以看到筆墨入紙的滲透效果，即便一筆之內也有因書寫節奏不同而呈現的墨色變化，筆畫搭界的地方重疊的痕跡很明顯，皴擦之處可以看到紙面起毛的狀態。另外，紙張、墨色的老化程度，印泥的色澤，裝裱的樣式，墨色透背的程度等等都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印刷品與手工繪本的區別。有一種復制，一半印刷一半手繪，是造假中最高明的手段，常常能逃過儀器的檢測，但仔細辨認還是看得出的。

　　總之，印刷與手繪，要想完全一樣那是不太可能的。一些細小的差別要通過近距離的觀察才能發現，因此，書畫作品一定要上手查看，有時觸覺甚至嗅覺都能幫助我們作正確的判斷。對于那些昏暗燈光下鏡框里的作品要格外小心，一層玻璃往往就擋住了鑒賞家幾十年煉就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