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村調查報告美國眾議院“博弈”深圳大芬村

美國眾議院“博弈”深圳大芬村

2014年8月6日上午，一輛載著18位美國眾議院成員的大巴?？吭谏钲诖蠓掖宕蠓颐佬g館前面的停車場，從車上走下的這些美國人的注意力顯然不在正在展出“可見之詩——中國油畫風景作品展”的大芬美術館，而是在拒絕中方任何人員陪同帶領的情況下，分頭走遍了大芬油畫村各個街區的每一處角落。從抵達大芬村，再到離開，僅僅在半個早上完成，這些美國眾議院成員單獨行動，也不向其他人透露此行的目的，顯得十分神秘。

在大芬村所屬區政府的對外宣稱中，將美眾議院成員的“到來”視作正常的外賓訪問，因為他們也并未向中方說明此次大芬之行的真實目的，但據記者們接下來數天的走訪發現，美眾議院的這次行為雖然是臨時確定，但絕非單純的旅游觀光，一些略微知情的人士也透露出他們的可能目的——“他們到來可能別有目的，或許是在考察大芬村目前是否依舊存在作品侵權的問題”;從走訪的一些店家口中也證實了起碼深圳政府單方面存在著這方面的擔憂——在美國人到來的數日前，五組“有關部門”人員對大芬村進行了地毯式排查。

美國眾議院成員最終的“檢查”結果可能出乎作為旁觀者的我們或許存在的期待爆炸新聞的預料，最起碼在現場，他們沒有找到涉嫌侵犯版權的油畫，甚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還“樂呵呵地購買了”一些在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的管理人員視作“原創”的油畫?！皺z查”結果如此，卻仍然讓我們頗感驚詫，這種驚詫不在于大芬村驚動了美國眾議院，而是對我們“大芬村油畫=復制、模仿的行畫”這一既定印象的顛覆，讓我們有興趣探索大芬村在經過了這么多年的發展后都有了哪些變化，是何種原因促成了它的轉型，它曾經又是如何形成我們記憶里的那種面貌的?

“大芬”一詞，首次出現在嘉慶二十三年編纂的《新安縣志》中，一個邊緣而又古老的客家村落，那里的居民，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如今的大芬村會通過文化與市場的力量，奇跡般的成為“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版權興業示范基地”、“美術產業示范基地”。

據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秘書長周峰介紹，大芬油畫村的形成與一位名叫黃江的香港畫商密不可分，我們現在仍可以在大芬村的主入口處右側見到黃江的宣傳海報，他被大芬村冠以“大芬人的驕傲”，大芬油畫的“創始人”、“第一人”、“奠基人”等稱號，如果能夠給大芬油畫村的發展轉變進行分期的話，起碼在頭十年，即大芬油畫村的自發發展階段，則可以被稱作“黃江的時代”。

黃江的徒弟黃通介紹，黃江生于廣東四會、長于廣州，“文革”期間因其藝術方面的功力而被領導委以文藝宣傳工作，1970年移居香港，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打工經歷如做焊工、當調酒師之后，心有不甘而重拾畫筆，做起了商品油畫生意和開班授徒。1986年開始因商品油畫訂單而應接不暇，并且為全球零售業巨頭沃爾瑪供應油畫，加上他發現深圳作為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有著很多政策上的優惠，于是，黃江來到了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羅湖區的黃貝嶺召集畫工，開辦油畫工廠。1989年因為二線海關的阻隔，內地畫家難以進入市區，以及黃貝嶺租金的上漲，黃江把油畫工廠搬至如今的大芬村。

就在那一年，黃江帶著自己招募來的26位畫工進入了大芬村，“那時候大芬很荒涼，像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那樣荒蕪。村民連300人都不到，到處是蘆葦。但是租金很低，200平方米每個月才1500元”，黃江回憶說。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黃江開始了國內當時少有的油畫加工、收購、出口的業務。隨著業務的不斷擴大，一些繪畫愛好者、美術學院學生，甚至小有名氣的畫家紛至沓來，行業逐漸興盛，開啟了大芬油畫的第一頁。

之后，大芬村的發展十分迅猛，在黃江進駐大芬的三年后，就有不少香港和內地的商人陸續來到大芬村，而那時候的黃江已經發展成為最大的商品畫經銷商了。到了十年前的2004年，據周峰介紹，“整個大芬村，包括茂業書畫交易市場，共有書畫、工藝等經營門店243家，其中從事油畫生產和銷售的有145家，從事國畫、書法創作和銷售的有55家?！比缃?，大芬村則擁有40多家企業和1200多家畫廊、工作室及畫框、畫材等經營門店，村內從業人員8000人，加上散居周邊的從業人員，總人數則超過20000人，創造的年總產值(2013年)高達42.6億元。

效益孕育下的自發發展模式

最初，大芬村“生產”出來的油畫絕大部分經香港轉銷國外，走俏歐美、中東、非洲十多個國家的藝術市場，“國外的訂單不出村也能夠自我消化，出口的油畫占據了市場的百分之六七十之多”，黃通說。而據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的介紹，到2004年，大芬油畫村全年的銷售額首次突破了億元大關，達1.26億元，全年行畫的制作總量更是達百萬幅之巨。

在黃江本人接單的歷程中，最輝煌的時候，“大概是在1992年4月，25cm*23cm的油畫一個半月要完成36萬張!”而為了在一個半月內完成這個訂單，黃江聘請了2000人作畫，并且“把訂單分散開，一部分給廣州，一部分給東莞，當然大芬還是最多的”。為了加快生產速度，黃江所采取的是工業化的流水線生產方式，把作品的題材元素拆解，并將之分配至善于繪制某一題材的畫工手中——擅畫天空的只畫天空，擅畫水的只畫水，每一位畫工完成他的內容后，再傳至給下一位畫工?！斑@種方式生產出來的行畫成本比較低廉，質量比較穩定，出貨、數量、時間都還比較靠得住。它們基本上是成批量的，一個貨柜、一個貨柜的生產”，深圳大芬藝海拍賣行有限公司董事長賀克說。

賀克也是較早來到大芬村打拼的一位，先后有著畫工、畫廊經營者、企業家、大芬美術產業協會會長的多樣身份。據他介紹，大芬油畫發展到世紀末的時候，出現了大量的小作坊，“由一個帶頭人，到深圳羅湖商業城、博雅畫廊等地方接單，因為羅湖商業城靠近關口，很多外國人專門在那里下單，他接好了單以后我們來畫。如果下單者賣300元一張畫，帶頭人接單的價格只有一百多了，到我們畫工手里高的才60元錢”，賀克說，“像我這種比較不安分的，就自己單干了。因為之前要交老板伙食費、住宿費、傭金，一個月畫下來賺的一點錢全部交給他了。那時候在大芬村租一個小店面并不貴，我記得是400元還是600元一個月，40多平米。開始一兩個月沒有什么生意，之后就不同了，羅湖商業城開始有商家直接找到我，一傳十，十傳百，他們就直接找我們下單了，很多人都是這么做起來的”。

大芬村規模的自然膨脹逐漸引來了海內外一些媒體的關注，隨著媒體的傳播，大芬村的名聲開始遠揚，很多人開始慕名而來，價格很低的行畫在較富有人的手中逐漸抬高，本來百元級別的行畫被抬高至千元，太多買家因為滿意大芬畫工的制作，甚至還會主動抬高價格作為獎勵，兩種主要行畫的生產模式，都逐漸站穩了腳跟，與油畫相關的產業逐漸多了起來，正是在大芬油畫村名聲享譽世界的同時，也招來了前所未有的批評。

市場轉移帶來的大芬危機

這種批評即大村油畫村在過去廣泛存在的“藝術品”復制、盜版情況以及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也可能是由于這種批評的緣故，大芬村才引起了美國眾議院的關注，“企圖在這里找些茬”，大芬村一位店面經營者說。

第二屆大芬美術家協會名譽會長蔣慶北認為“那些做文化產業的，他們所生產的畫很容易被模仿，尤其在小作坊的油畫生產及大芬村的畫廊行業里，一件好賣的藝術作品或者一個暢銷的藝術風格會很快的被同行抄襲”，這種抄襲導致的是繪畫商品的同質化競爭，同質化競爭產生的結果是商品價格的不斷惡性拉低，導致利潤的逐漸縮水。然而，大芬村的現狀及消費水平已經不允許過低利潤行畫的存在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大芬村的原始產業模式是從歐美地區轉移而來。因為歐美的人工成本、生活成本的逐漸高升，以及發展戰略的調整，使得這種手工產業發生轉移，而代之以高新科技。周峰說：“這種手工產業首先轉移到第三世界中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最先轉移到的地方如‘亞洲四小龍’，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改革開放，與‘亞洲四小龍’間還有一個巨大的落差，這種產業就落地到了韓國和中國的香港地區”。

隨著‘亞洲四小龍’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那里的這類產業也已經完成了這種轉移，也就是經由黃江，從香港轉移到了深圳的大芬村。而目前，國內由深圳轉移到福建，國外則正在朝著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轉移。
轉移意味著曾經所在地此類文化產業的徹底消失，而與此共時的繼續得以生存的方式則是轉型，但這種轉型是需要條件的，周峰說：“像曾經香港的皇后大道，現在已經是商業區，即便在當時轉型成功也不會取得如今的商業價值，所以就直接轉移了;而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這些地方是沒有時間轉型，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發展得太過迅猛，如果它們有時間可能也會轉型升級，像紐約的SOHO，法國的左岸，英國的南岸藝術區，在這些地方，藝術跟商業、旅游結合做得很好，尤其是法國的旅游產業?！?br/>
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吸引力太大了，隨著我們進一步發展，大芬再不轉型升級也會面臨著同樣的處境，現在越南已經有類似的畫家村存在，他們的成本比我們要低很多，就商業利益而言，購買者在選取相同產品時往往會選擇價格較低的一方，單就這一點，大芬村不再具有優勢。周峰認為，現在的大芬村還是有機會的，并且已經開始了轉型的進程，“如果拼最低價格，你就沒得玩了，未來非洲更低。我們的轉型一定要做別人做不了的，一定是以原創為核心、以原創的‘版權’為核心，唯有這樣才能把大芬很好的發展下去?！?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