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佳士得與高古軒，創辦自己的經典畫廊

倫敦報道——琵拉·奧多瓦斯（Pilar Ordovas）來到倫敦的頂級“上流街區”——“梅菲爾區（Mayfair）”開畫廊。她曾任佳士得戰后及當代藝術部門主任，在任時最著名的業績便是創下盧西安·弗洛伊德和弗蘭西斯·培根的拍賣紀錄。她希望能夠創造一種更學術化的現當代藝術畫廊新模式。在短期擔任倫敦高古軒畫廊總監后，她終于創辦了自己的畫廊。ARTINFO就此對她進行了專訪。

ARTINFO：你希望你的畫廊實現怎樣的目標？

琵拉·奧多瓦斯：藝術是我的動力。我希望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與現在在倫敦的那些畫廊相比，我的畫廊將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我將聚焦于20世紀與當代藝術，致力于歷史性的展覽項目，并伴有講座和研討會，使藝術更易于接近。我在拍賣行工作時，感覺像在跑步機上，從一個“最后期限”跑到另一個。我總覺得投入了全力，然而卻還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在畫廊，我打算做得更徹底。我希望經營一家畫廊，因為將展覽匯集在一起，研究，畫冊，與公眾的交流，這些對我而言都非常重要。這才是我喜歡做的。不僅僅是賣東西的問題——想賣東西的話你用不著開一家畫廊，在一間小屋子里就完全搞得定。

你怎樣做到使自己的畫廊與其他的畫廊不同？

如今在倫敦的大部分畫廊都代理在世的藝術家，運作他們的藝術生涯。而我要做的是舉辦歷史性的展覽，卻不代理在世的藝術家。

為什么不呢？

因為在我的專業領域（更經典的當代藝術）之中有很多事要做。我希望舉辦博物館品質的展覽。一家私人畫廊有著資源和能力來做真正令人驚嘆的項目，而不幸的是許多機構由于種種原因而不能這樣去做，比如經費不足。所以許多藝術家被忽視了，需要被有眼光的人重新發掘。這是我真正喜歡做的。


你是否受到高古軒舉辦歷史性展覽的傳統所啟發？

我在那里的時候，親自策劃了歷史性的展覽“橫渡海峽（Crossing the Channel）”，探索弗蘭西斯·培根、盧西安·弗洛伊德和阿爾貝托·賈科梅蒂之間的友誼。我尤其試圖呈現賈科梅蒂與弗洛伊德作品之間的關系。與在博物館不同，在畫廊界事情可以做得快得多，以非常生動的方式，我發現這難以置信地令人滿意。在高古軒時我做過莫奈展、在倫敦的畢加索展，以及很多歷史性的展覽，所以這其中自然是有關系的。

你已經因創下弗洛伊德和培根的拍賣紀錄而揚名，為何還要離開佳士得和拍賣界？你都已經處在自己事業的巔峰了。

那是一場夢幻旅程。我研究生畢業后就去了佳士得，從實習、研究、在庫房中度日，到在歐洲執掌那個部門。但對我而言，在學習并有新的事情可做是很重要的，而在佳士得，我已經走到沒有什么新事情可做的地步了，除非我想執掌整個拍賣行。當你開始重復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是迎接新挑戰的時候了。這就是我的情況，也正逢市場低迷，對內部銷售也愈發強調。拍賣行就是拍賣行，在拍賣上可謂精通，而做起內部銷售來并不那么在行，所以我覺得是走的時候了，或許應該接受高古軒有段時間一直引誘我的那個機會。而如果沒有在高古軒的那兩年，也就沒有我的今天。

在21世紀的頭幾年，畫廊都從倫敦市中心遷到東區，而如今又回到傳統的藝術樞紐梅菲爾區，令其再度崛起。你覺得“梅菲爾復興”是否與市場低迷、藏家們不愿跑遠路有關？

某種程度上說，畫廊最重要的是吸引藝術家，你可以通過擁有大的空間來實現這件事。當拉里·高古軒10年前在不列顛街（Britannia Street）開畫廊時，是想能對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說：“看這個空間，用它做點兒什么吧?！边@比你的頂級客戶是否愿意坐一個半小時的車來看展覽更重要。

你怎樣定位與梅菲爾區那些“強鄰”如豪瑟&沃斯畫廊（Hauser & Wirth）和莎蒂·科爾斯（Sadie Coles）畫廊之間的關系？

你剛才問我為何不代理在世的藝術家，我的答案是已經有很棒的畫廊在這樣做了。我想為這個“方程式”添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而不是傻乎乎地為了奪走“鄰家”的藝術家而在這里開畫廊。我希望能為他們、為這個區域增添一些東西，正如他們也在為我增添東西一樣。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