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社長印象:吳昌碩被公推為首任社長

　　西泠掌門人 幽蘭滿庭香——西泠印社六任社長印象

　　作者：王佩智

　　西泠印社，于1904年由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石潛等金石篆刻家在杭州發起、創立，是中國第一個專事篆刻藝術的全國性社團組織。人以印集，社以地名，故名西泠印社。它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凝聚起一大批海內外著名金石書畫大家，是世界印人心中的藝術圣地，歷來被世人譽為“印學重鎮，園林精華”，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譽。一方小印連天下，秦篆漢隸述古今，西泠印社風云國際印壇百年。2009年，西泠印社入選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1913年至今，西泠印社歷經六任社長舉旗掌舵，文脈相傳，風雅綿延。

　　吳昌碩：藝壇巨擘展魅力

　　經過十年營建，西泠印社聲譽鵲起，1913年，吳昌碩被公推為首任社長，撐旗領路，社會影響日漸廣遠。

　　吳昌碩(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卿，初字香樸、香圃，又字蒼石、倉石、昌碩、昌石，號缶廬，寓居上海。其詩、書、畫、印被世人譽為四絕，他博采眾長，自成一家，門生弟子遍布天下。他書法筆力遒勁，氣勢磅礴；篆刻鈍刀直入，蒼勁雄渾。他將書法、篆刻的行筆、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獨特的“大寫意”畫風，在清末民初海派畫壇占據突出地位。

　　吳昌碩對西泠印社有著特殊的感情，熱心參與社址文化建設，他多次來印社創作、交游，留下大量墨跡。從1913年他擔任社長到1927年故世的15年間，正逢民國初年社會變革、軍閥混戰的動蕩時期，偏居孤山一隅的西泠印社，恰恰是基本建設規模速度最快的時期，興土木，建亭閣，鑿嶺開道，植竹布梅，大致成型。西泠印社層巒疊翠，錯落有致，尤其在亭閣間、摩崖上，吳昌碩留下的墨跡，別有風韻。他先后兩次為西泠印社書寫篆書“西泠印社”匾額，為觀樂樓留下“印詎無原讀書坐風雨晦明數布衣曾開浙派；社何敢長識字僅鼎彝瓴甓一耕夫來自田間”的長聯，遁庵“天幬地載；山高水長”聯對，并書寫“返樸精廬”、“金篆齋”、“饌籕簃”、“歲青巖”、“潛泉”等蒼勁擘書。他撰寫了《西泠印社記》、《隱閑樓記》、題襟館《研林詩墨》壁刻、仰賢亭《印人畫像》壁刻等題記。1915年他創作國畫《西泠印社》。1921年，印社將日本著名雕塑家朝倉文夫所塑吳昌碩頭像筑龕藏于“小龍泓洞”，取名“缶亭”，暗喻甘于清貧，潛修金石書畫之意。1923年春，吳昌碩題畫“送子觀音像”石刻。西泠印社大量以吳昌碩所撰的楹聯、匾額、銅像、石刻置為文化景觀，如畫龍點睛，客觀上擴大了西泠印社的社會影響。

　　對西泠印社的未來社團建設，吳昌碩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思想：“顧社雖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璽漢章與夫吉金樂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資博覽考證，多多益善?！彼蚤_放的恣態，拓寬印社的發展視野，團結、聚合國內著名書畫篆刻家，引進海上題襟館書畫會入駐進行互動。積極推動與日本書畫篆刻界的交流，發展吸收日本社員，確立了西泠印社的國際地位。西泠印社以金石文字為主的文物收藏、印學論著的收集整理工作，伴隨山川雨露圖書室、福連精舍等專門建筑設施的建成而全面展開，特別是收藏的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的“浙東第一石”——“漢三老忌日石”碑，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字研究價值。1921年秋，該石碑被日本文物商從杭州外運之際，在吳昌碩的影響和帶動下，西泠印社發動浙滬兩地政要、名流、社友集資將其贖回杭州，并成為鎮社之寶。吳昌碩作《漢三老石室記》，以志其事。此后，西泠印社又逐步收藏有魏、周、唐、宋、元、明、清等時代的碑刻及漢畫像石、仿石鼓等，對印學研究、文字考古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吳昌碩這些富有遠見的建社指導思想，在今天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吳昌碩對西泠印社園林建設也提出過具體指導意見。1927年夏天，84歲的吳昌碩最后一次來西泠印社，在觀樂樓小住。他看到規模初具的西泠印社園林覺得美中不足，便對主持社址建設工程的葉為銘說：最好有個后山門，有路通到里西湖，既方便游人進出，也能體現西泠印社的儒雅大氣。于是，印社成員便在雜樹叢生的山坡上，披荊斬棘，開辟了后門通道和石坊，西泠印社的外部形象為之一變。

　　西泠印社的文化活動，因為吳昌碩的參與而備受世人注目，使人們在了解西泠印社豐富的文化內涵時，也為一位藝術大師個人的藝術魅力所感染，從而使西泠印社在不足六畝的地盤上，在較短的時間里得到迅速發展。西泠印社可謂光艷照人，聲名遠播。

　　馬衡：艱難時期撐大旗

　　吳昌碩逝世后，西泠印社之社長一職空缺近20年，主要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后，社會動蕩不安，日寇占領杭州，民不聊生。西泠印社這片文化綠洲也難幸免，活動無法開展。1947年秋，在西泠印社補行成立40周年紀念會上，由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提議，推舉遠在北京的馬衡擔任社長。

　　馬衡(1881—1955)，浙江鄞縣人，字叔平，別署鍴廬、凡將齋。他出身官宦之家，寓居北京，為現代著名金石書畫家、篆刻家、印學家、鑒賞家、考古專家。早年，馬衡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1924年參與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1933年起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52年，馬衡辭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專任全國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

　　馬衡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員，他與西泠印社的交往可追溯到1910年。這一年，他向西泠印社捐贈50塊大洋、磬式茶幾四張、背靠一字椅八張、大方幾桌一張、圓桌面一張，參與了創建時期的活動。他同四位創始人志趣相投，均有交往，幾十年沒有中斷過，且與王福庵私交最篤，兩人在京杭兩地多有來往共事。因為這層關系，社中遇有難事，人們多向馬衡討主意。1928年，宋美齡在杭州巡游至孤山時，向地方政府提議把孤山改為中山公園。聽到這個消息，丁輔之立即馳信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供職的馬衡，商量自我保護的措施和辦法。馬衡此時正參與成立“全國古物保護委員會”，恰巧1929年杭州正在舉辦第一屆西湖博覽會，西泠印社、俞樓、廣化寺等處被辟為衛生館，到10月20日閉幕，有半年之久。一段時間后，待西湖博覽會結束，西泠印社立即掛起“全國古物保護委員會浙江分會”的牌子，巧妙地處理了這個棘手問題。后經多方協商交涉，仍保留西泠印社的地盤，避免了被去名的危險。1930年夏，馬衡因參與檢舉軍閥孫殿英盜竊集團，受到被通輯的威脅，遂化名“無咎”，連夜經天津到達上海。在滬期間，他曾轉道西泠印社小住近三個月，同其間來訪的印友切磋篆刻之藝，刻過不少印章，安全度過那段隱居的日子?？梢?，其與印社、印人的關系，非同一般。

　　馬衡是一位金石學大師。他在金石學方面的著作有《金石學概要》、《中銅器時代戈戟之研究》、《新嘉量考釋》、《石鼓為秦刻石稿》、《漢石經集存》、《中國書籍制度之研究》、《凡將齋金石叢稿》等，篆刻有《凡將齋印譜》、《鍴廬印稿》、《凡將齋印存》等。郭沫若對他的學術成就有過中肯的評價：“馬衡先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樸學傳統而又銳意采用科學的方法，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于近代化?！彼恰爸袊鹗瘜W第一人”。馬衡雖遠在北京，但他的等身著作、他在印學領域的卓越成就，以及他與西泠印社的親密關系，決定了他在西泠印社處世艱難時期的旗幟地位。

　　自1947—1951年初夏，西泠印社雖歷經戰爭的硝煙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環境整治，但有遠客京師、遙領社職的馬衡撐旗，有印社同仁的相互信任與默契，社中的春秋雅集、藝術創作仍艱難地維持了下來。(未完待續)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佩智系西泠印社理事、社務委員會文物管理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