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呼喚世界名畫收藏

近期受到媒體熱切關注的印象派的珍品展和畢加索的版畫展，以及每年秋季的藝術博覽會上的國外畫廊帶來的部分大師的作品，讓我們感覺世界名畫離我們很近。然而，這樣的文化“盛宴”終究會曲終人散。在熱鬧的展覽化為依戀的回憶之后，我們發現，世界名畫其實離我們依然十分的遙遠，它們都只是“匆匆過客”，只有展覽，沒有收藏。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百年大計。

中國呼喚世界名畫的收藏，應該是一個百年話題。從薛福成和康有為等近代有識之士歐洲考察經歷，到徐悲鴻、顏文等現代名家的海外留學實踐，關于在中國建立一個西洋美術的收藏和教育機構，已經不同程度地出現在有關的札記和報刊之中。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起步和印刷業的興起，為世界名畫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繪畫二百五十年”的展覽，開始了改革開放以后世界名畫在中國的“展覽”歷史，古典主義、印象主義和立體主義等風格流派的作品，已經逐漸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傳播。此后一位德國收藏家將一批歐洲近現代繪畫大師的作品，捐贈給了中國美術館，激起人們對于世界名畫的中國之旅從“畫冊時代”和“展覽時代”，轉向“收藏時代”的期待。

記得1996年我在德國法蘭克福，參觀世界圖書博覽會的藝術類展區，看到一句引人注目的廣告語——“大師的藝術令全世界激動！”世界名畫是人類文化遺產歷久彌新的代名詞，是對人類最為精華的視覺經驗的留存，積淀著人類的精神財富。為了這份世界性的“激動”，人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戰爭年代，世界名畫曾經是特殊的“俘虜”；和平年代，世界名畫也曾經是交流的“使者”。而當下關于世界名畫的定位，可以拓展為文化產業的“亮點”。事實上，我們與世界名畫的距離，無形中勾勒出兩種主要的距離：一是欣賞的距離，二是產業的距離。前者對于個體而言，藝術家汲取的是其中豐富的形式語言，民眾百姓由此提升的是高雅的文化情操；而后者對于國家社會而言，蘊含的是文化實力的象征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和規劃。前者的距離已經接近，而后者的距離依然遙遠。

我想真正的“激動”，在于文化的象征和產業的發展。美術的歷史何以成為時代的縮影，正是因為有這些珍貴的世界名畫的存在。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是一種人文主義精神的微笑；莫奈的《睡蓮》就是近代物理發展的杰出印象；塞尚的《圣維克多山》則成為二十世紀人類發現自然的抽象起步；而畢加索的《格爾尼卡》又一次爆發出和平主題的永恒力量。世界名畫的歷史，其實是人類視覺方式變化的歷史。因此，美術史由此成為了社會發展最為敏感的圖像史、趣味史和時尚史。整個二十世紀，人類的眼睛在科技和人文的雙重支撐下，視覺創造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因此，世界名畫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其有限的尺幅本身，其形式趣味、審美情操和文化產業的背后，正是一種人文精神的積淀和塑造。

基于這樣的理解高度，世界名畫的產業化發展，應視為一項功于千秋的文化建設事業。世界任何一個擁有古老傳統文化的國度，都面臨著文化遺產的繼承和融合的長久課題。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都設立世界名畫的不同的收藏機構。相關的產業涉及到藝術教育、博物館、印刷、出版、廣告和旅游業等領域。事實上，世界名畫產業化已經形成世界化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西方藝術的中心擴散，也不意味著約定俗成的區域性價值局限，世界名畫是藝術的“世界語”，其真正的使命，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因此，開放地接納世界名畫，實際上是為弘揚傳統優秀文化，提供一個融合的參照，以擴大民族文化生長和發展的空間。

誠然，世界名畫在中國還只是短期“節日”中精彩的“選修課”，但不是長期“產業”中完整的必修科目。都市成為名畫交流傳播的驛站，卻尚未成為城市文化景觀的支柱。中國需要，上海需要這樣的世界名畫的收藏，需要建立中國自己的世界名畫收藏博物館，它擁有的不僅僅是珍貴的文化財富，更是國際化交流的規格和氣度。世界一流的國際大都市，應當有這樣的人文景觀。應該在當前大好的發展形勢和機遇之下，設想一下關于世界名畫“產業”的建設。相關的博物館，相關的文化產業、相關的文化景觀空間，完全可以憑借著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東風，為這個世界名城切切實實地建構起與其國際化聲譽相稱的“軟實力”，雖然這其中涉及到諸多觀念、機制和技術方面的探索。

我們需要經常感受世界名畫的中國“節日”，但更需要擁有它的中國“產業”。(李超)


（責任編輯:張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