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畫廊體制對藝術家有益嗎

如果一個畫廊在市場中占有主導地位，那它的代言對藝術家的職業生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商業畫廊是否對那些藝術家進入公共視線，甚至他們的作品形式進行了過多的干預？最近一期的《阿波羅》（Apollo）雜志就邀請不同觀點的專家討論了這個問題。

　　正方：克雷格·布爾內，Blain Southern畫廊展覽部總監

　　體制只有從外部來看，或者其瓦解的時候，才會顯現其特質。今天是個封建主義的井噴時代：就像一個缺少國王或王后的巨大的、全球化的法庭?；ㄊ綄?、丑聞、流言，美好的關系，非凡的才華、腐敗與仁愛、愚笨與智慧，都處在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中。我們強調每種情況和經驗的特殊性，卻緘口不談“體制”是否脫離普遍性而運作。畫廊的體制如同丘吉爾對民主的描述一樣：對表現藝術來講畫廊不是一個好東西，但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比它更好的形式。

　　最近倫敦一所藝術學校的負責人（非正式地）問我可否跟畢業班的學生談談如何找到一家畫廊。盡管一些策展人或畫商會抓住這個機會，我還是持了反對意見——沒有什么秘密的準則幫助一位藝術家在他自己的道路上迅速騰飛。這是一個持續出現的問題，處于事業中期的藝術家同樣會遇到。然而如果沒有了體制，進入體制的方法也不復存在。

　　變優秀吧。除了變得更優秀，沒有其他辦法滲入無處不在卻并不顯露的體制。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膚淺而不誠懇，請記住絕大多數藝術學校出來的人并沒有成為藝術家（事實上，多數變成了畫商）。畫廊體制該如何造福藝術家？舉辦個展，是對一位藝術家來說最有意義的事之一，通過熙熙攘攘的交流活動與獨特的意義和博物館展示抗衡。畫展就像一部小說：數年（或數月）的工作，一股思潮，一張藝術家特定生活時期的快照。而博物館的回顧展是任何藝術家在走向其事業頂峰的必經停留。

　　很多藝術家做不到這個程度，但做到了的那些人很可能是那時已經有了一個不錯的畫廊。（這種關系常常被顛倒：好的藝術家成就好的畫廊。）每段成功的關系都像托爾斯泰的“家庭”論：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通過職業、咨詢、銷售、博物館收購、友誼、忠誠、鼓勵和耐心支撐起來。然而畫廊有極小的可能性與藝術家相互扶持。那么體制如何會崩塌？現在的畫廊太多了，而這對藝術家并沒什么幫助。大空間也太多了。畫商對待藝術家的工作室就像露天開礦，恣意采掘。不同畫廊間爭論不休，寧可導致與藝術家產生分裂也不愿合作。很多出色的藝術家因此跌入低谷。他們也許太害羞，工作方面商業性不強或不需很大的關注度。像許多吱吱作響的輪子在滴油。

　　幾年前，當我還在研究菲利普·加斯頓的作品時，我去看了一場展覽，并且和從1970年代初就是加斯頓的經紀人的大衛·麥基交流。我們討論了 1970年10月加斯頓在紐約傳奇的馬爾伯勒畫廊展，在那里藝術家第一次展示了他的后期具象主義風格，當時麥基就在這家畫廊里工作，之后他開了自己的畫廊。我問他如何在展覽中進行銷售，麥基說什么也不賣。他補充，已經有5年不賣了，直到一家博物館收藏了其中一幅畫作。我很驚訝。他說：“這不是銷售的問題，這就是關注和尊重?！?br/>
　　我愛這句話，常常重復說：重視和尊重。麥基最近關停了他的畫廊，開始著手改變藝術世界，專注“時尚、品牌和經濟學”。他用幾句話表達了一種理想的關系：如果一個畫廊可以重視和尊重自己培養的藝術家，并且一路走來可以讓所有人擺脫困境，畫廊體制將能夠在洪流中保持先鋒。

　　反方：休·萊米，藝術家和作家，現居于倫敦

　　在非商業畫廊里，即藝術家經營的畫廊替代空間中，有這樣一種“造假直到你成功”的態度。正如有一種壓力，要找到一種國際通用語能使多樣的文化和作品讓全世界的觀眾讀懂，而最終這個壓力催生出一種統一的新語言“國際藝術英語”——即阿利克斯·魯爾和大衛·萊文在他們的論文里提到過的名稱，同樣的，為了獲得商業畫廊體制的認可所產生的壓力正在催生出另一個體制，即由藝術家經營和注資的畫廊，試圖與藝術市場單調乏味的主導文化視覺構架一決高下。

　　來看看這些空間位于哪里；通常是在工人階級的街區，這里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在這里，通過城市的縫隙，你會發現當生活擁擠不堪時，人們所創造的一種日常文化；骯臟、明亮、愚蠢、怪異：真是有趣。與在同一街道的專門藝術空間對比一下吧。如果你在尋找倫敦貧困區中最單調最無聊的視覺空間，我建議你去挑一個此類項目的空間參觀一下。

　　盡管藝術家經營的空間是由一些剛剛從大膽的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所建，但這種模式似乎越來越占主導地位——模擬商業畫廊體制的形式、模式和基礎設施，你會獲得較高的信譽，以使之成為一個值得信賴和尊重的空間。這種效果是難以置信的：白色的立方體，單色的徽標，新聞發布。為什么商業畫廊體制讓年輕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如此心向往之？又是什么使今天的藝術家經營空間如此相似，卻如此沒有吸引力？

　　當然，市場并沒有為這些空間提供任何有直接回報的融資結構或財務支持。于是，這些空間必須限制在一定范圍和壽命，直到那些成員筋疲力盡，被逐出，或者決定改革自己的組織模式，尋找新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經濟——通常通過采用市場模式。這是商業市場復制自我的方式。

　　我認為，商業形式主導地位的形成是一種災難性的自信心缺乏的結果，人們沒有足夠信心去相信，創造性實踐除了在商品制造和證券市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外，另有它的意義。然而，可以想象在這個體制以外的工作方式。對于那些想要自給自足的空間而言可能性巨大，無論是通過募款活動、眾籌，還是通過提供食宿或者藝術家工作室；他們可以建立和支持新社區（不一定是當地的）以及實驗實踐。

　　新模式的涌現需要藝術家對自己工作的價值和自身的文化生態系統擁有新的信心；它還迫使對商業體制實際上能夠愿意給予的文化和經濟價值進行徹底地重估。然而，因為年輕的藝術家們對于經濟保障極度渴求并故意模仿那些反動的藝術圈老大，這些老大會忽視和利用他們，直到年輕藝術家有足夠資格進入市場。

　　藝術家經營的空間應該盡量嘗試創建一個基礎框架，使藝術家盡管在一個更廣闊、更強大的市場背景下也能夠掌控自己作品的分銷。然而，商業體制的文化主導地位對全世界的藝術創作者的想象力產生了這樣的影響——他們中的大多數不能想象在這一體制之外還存在著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