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濤：與真品打交道的人才有古玩鑒定話語權

所謂“話語權”，是指一個人掌握了某一領域的制高點，具有控制輿論導向與事件發展走向的影響力。國家會爭取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各行各業的人們也會爭取著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地位上的話語權。

　　話語權包括對已出現事情結果的解釋，對目前事態的態度與定論，對專業問題的看法與觀點等等。話語權總是與有關方的利益密切相關。話語權不是天賦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別人恩賜的，而是要靠自己爭取才能得來的。一般而言，掌握“話語權”的人具有三大特點：

　　1、具備某領域一定的專業知識；

　　2、要足夠知名，被業界所知曉甚至崇拜；

　　3、占據各類媒體平臺或專業群體，言論容易被信服。

　　話語權的產生一定要借助各類新聞媒體以及互聯網等平臺的支持。在各類信息越來越發達的時代，話語權早已不是僅僅借助口舌和筆墨來發揮作用的了，除報紙、雜志、圖書、學校講臺、研討會、論壇、電臺、電視臺等傳統媒體外，互聯網、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話語平臺。

　　在內地的古玩圈，“話語權”則更加重要，這主要來自于對于古玩真偽和估價的“話語權”。由于古玩的價格完全取決于其真偽的程度，“真”與“假”反映在價格上可能要相差成百上千倍！實際上，目前真正懂得鑒別真偽的人在交易人群中的比例并不高，專家對一件古玩的真偽往往也存在著很多分歧，真偽常常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最終，誰判斷的最為準確，往往就會被大家所推崇備至，奉為神明。常有人把古玩圈比喻為“江湖”，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實際上就成為了江湖上的“老大”，誰的古玩生意也就好做了！


　　由于話語權與利益息息相關，古玩圈里爭奪話語權的斗爭從來都是十分激烈的！

　　文博機構、研究所和高校學術界有自己的話語權。是否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是不是文博機構的研究員，所在博物館、高校的規模與藏品品質，行政職務的大小，著作、論文的多少和質量，都有可能成為是否具備文物鑒定“話語權”的判別標準。國有博物館的館藏文物也成為了古玩交易真偽鑒別的“標準器”，這自然形成了一種不用開口說話的“話語權”。

　　古玩交易市場上的話語權一般掌握在大型拍賣行手里。哪家拍賣行征集并拍賣了存世稀少、流傳有序的古玩，哪家拍出了“天價”，都會得到古玩市場上的追逐和尊敬。大型拍賣行的成交紀錄也能形成“話語權”，往往成為民間交易的定價依據。拍賣行之間對于拍賣品品質之間的競爭，就是對于話語權的競爭，哪家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常常就容易征集到更好的拍賣品，也更能得到買家的信任而拍出好價格。

　　民間交易與收藏中也有話語權的爭奪。人的職位頭銜和新聞曝光度都可能成為話語權的掌握者。由于信息的閉塞，民間常會認為在博物館工作過、電視上經常露面的人掌握著古玩鑒定的話語權。而實際上，新聞媒體的編導們往往是“古玩盲”，對于專家的選擇也多有“偶然性”和“習慣性”，選上的專家也未必合格。道理也簡單，博物館之間有差異，館內也有不同的分工，搞學術研究的未必會看東西，上電視“鑒寶”的專家不一定都是“萬事通”。一些收藏愛好者也常把自己身邊懂行的朋友奉為神明，但術業有專攻，同樣作為鑒定專家，其鑒定方式的不同，知識、經驗的寬窄，古玩各個領域知識的精深與廣博程度，反映在鑒定眼力上也會相去萬里！

　　文博機構與拍賣行的專家之間一般互相都比較熟悉，但也會有鑒定上的“話語權”之爭。博物館專家認為拍賣人美術史的根基不牢，鑒定的理論知識體系不夠全面、系統；而拍賣行的人則會認為文博機構的人大多是紙上談兵，估價能力和對于高仿品的鑒別力比較差。正因如此，拍賣行對某些文博機構專家開出的“鑒定報告”往往視若罔聞。

　　手里掌握著大量假貨不斷在民間尋找“出口”的“國寶幫”們也覬覦著話語權。他們企圖利用媒體炒作自己，或成立一些收藏協會、古玩研究會之類的組織，或印上一些有著高大上職務的名片，以樹立其專家形象，意圖在鑒定和買賣古玩中占有話語權。他們當中很多人曾試圖將手里的仿品送進拍賣行而屢遭拒絕，也有人將藏品捐贈故宮、國博等國有博物館而不被接受。因此，“國寶幫”十分痛恨文博機構和拍賣行，罵那里的專家是“文化漢奸”，導致了因拒絕“國寶”上拍而致使“國寶”大量流失到國外的結果。筆者一直很奇怪，“國寶幫”手里的“開門假”“國寶”是怎么出的國門？國家海關對古玩出境是有著監督和限制的，文物走私罪可不是一個小罪名？！出國的能是真貨嗎？

　　考察一個人有沒有古玩鑒定的話語權，不能只看這個人的職位、媒體露面知名度以及自我介紹，還是要看這些人用心研究專業知識的深度，其師承關系，圍繞其身邊“朋友圈”的“檔次”，其經手或收藏的藏品品質。整天與“國寶幫”打交道，天天看假貨的人是永遠不會成為專家，也不會具有話語權的；而那些拜博物館和知名拍賣行專家為師，刻苦鉆研，大多在拍賣行里進行交易，在與古玩真品打交道中成長的人才最終可能掌握古玩鑒定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