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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學者:日本的文化基礎是漢文

    中藝網 發布時間: 2013-12-25
    談起在日本有影響力的漢學人士,似乎很難不談二松學舍大學教授石川忠久先生。石川忠久雖然已是81歲高齡,但是精神矍鑠,談笑風生。在石川忠久的辦公處——湯島圣堂,我們與先生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記者:石川先生是1955年在東京大學中文專業畢業的吧?您是怎樣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的?那時候您的選擇應該是少數派吧?

      石川忠久:在日本,人們把中國的古典稱作漢文。在過去的中學里,漢文是必修科目,是獨立學科。但是現在,漢文被放在了中學或高中的“國語”里了。

      我是進入中學時開始接觸并喜歡上漢文的?,F在想起來,祖父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祖父退休之后在家里每天都畫水墨畫,什么竹子啦,梅花啦,還時常把他寫的漢詩拿給我看,讓我發現了“這么有趣的東西”!彌漫在祖父房間里的書畫墨汁的味道深深吸引了我。我和祖父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左右,那時還不到10歲,上小學2年級。

      到了中學我們開始學習漢文。記得那時的漢文老師是個很有趣的人,因為他不按教科書講課,而是即興發揮?!墩撜Z》《孟子》《十八史略》和唐詩等等,各種各樣的內容讓人眼花繚亂。由此我也越加喜歡漢文,成績也越來越好。

      這時我開始嘗試著寫漢詩給老師看。老師看了說:“這是瞎寫一通,寫漢詩是有規律的,我沒這個能力,我還是給你介紹一個好老師吧?!庇谑?,我每周日都到那個老師家學習寫漢詩。我開始迷戀上了漢詩,暗想:這就是我將來的道路!那時我大約十五六歲。報考大學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國語文學專業。有一個比我大10歲左右的前輩,成立了一個“古典讀書會”,我們讀了清代戴震、段玉裁等人的書籍,由此開闊了視野。

      當時還沒有留學的可能,我幸運地找到了一位在日本居住的“老北京”學漢語,開始的時候,他日語不好,我漢語不行,我們便用筆談的方式交流。每周一兩次,堅持了三年。我的漢語有了很大提高。

      到了1977年,我第一次有機會去了中國。待了一周左右的時候,站臺里廣播員的聲音、路上行人的對話就很自然地飄進了耳朵?!奥牰?!”這使我興奮不已。如果再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我的漢語會達到一個新水平。遺憾的是,此后雖常去中國,但都是短時間的滯留,漢語會話始終沒有提高。但是我可以正確地讀漢詩了,這是我的最大收獲。

      記者:您現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聽說您希望努力將訓讀法傳承下去?

      石川忠久:漢語訓讀法是公元八九世紀在日本確立的,即在漢文字上注訓點,按日語的文法讀漢文。正因為有了訓讀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廢止后,日本人也沒有在閱讀漢籍上產生困難。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發明。即使在江戶時代閉關鎖國的情況下,學者們雖然不會漢語,也照樣能夠自由地作漢詩,研究和閱讀漢文。當然也有人主張直接用漢語讀中國古典,我在東大時的主任教授就持這種觀點。他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學者,他認為要研究中國的學問必須從漢語開始,訓讀不能解決問題。這姑且可以說是一種觀點,但為此要拋棄訓讀,我認為是十分錯誤的。漢文訓讀是前輩們在漫長的歲月中摸索出來的一個重大發明,基于這個發明,中國的古籍稍加標示,就能像日語的文章一樣閱讀了。

      目前訓讀在學校里已經漸漸不用了,因為在國語里漢文只占少部分,授課的老師也因為水平不高而無法教好學生。我現在的一項主要活動就是為此而做的,即為了提高年輕教師的漢文水平,組織講習會。我不希望這樣偉大的發明輕易失傳。

      我并不否認學習漢語,學漢語是必要的。讀漢詩的時候,比起訓讀法,用漢語朗讀會體會到漢詩的韻律,但是研究學問則不一定必須要會漢語。這個結論的證明就是江戶時代的文人。江戶時代由于鎖國政策,不可能從中國請來教師教授漢語,但是人們沒有感到閱讀的困難。所以說,不懂訓讀,就不懂江戶時代。

      記者:漢詩與漢文在當下的日本社會具有怎樣的意義?

      石川忠久:從歷史上看,我認為構成日本文化基礎的是漢文。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問題。即使是近現代時期也是如此。比如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文學是日本人重要的文化遺產,是個寶庫。如果我們要鑒賞夏目漱石的文學,就必須面對構成夏目漱石文學的基礎。不止夏目漱石一人的文學基礎是由漢文構筑的。所以,離開了漢文就無法談論日本文化。

      剛才列舉了夏目漱石作為例證,實際上,漢文是江戶時代所有文化人的基礎。比如我們要研究松尾芭蕉,就必須要研究他深厚的漢文修養。因此,學習漢文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基礎。我們要爭取像以前一樣,將漢文作為獨立的學科,有一定的學時,一定的分量,有充實的內容,不能虛于應付。

      記者:請您談談“全國漢文教育學會”的情況。

      石川忠久:這個學會的前身是“大學漢文教育研究會”,成立于1983年。我接任會長后,于1984改名為“全國漢文教育研究會”。就是說,它是由全國的大學、高中和中學里與教授漢文有關的教師組成,現在的會員有1000多人。學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今年預定在福岡大學召開。每年出版兩期《新漢字漢文教育》會刊。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雜志,也許我說它好,有點自吹之嫌。此外,我們還經常召開講演會、講習會等,開展漢文教育啟蒙活動。

      記者:您對今后的中日學術與文化交流有什么期待?

      石川忠久:我1984年參加蘭州“唐詩研究大會”,1997年、2000年參加廬山的“陶淵明研究會”,2006年參加北京的“日中六朝學會”等,在這些會上與中國學者的交流都給我留下了很好的記憶。我已經上了年紀,不知道還有沒有更多的機會去中國。我希望,中國能夠傳承好的傳統文化,年輕人要親近傳統文化,熱愛傳統文化。這樣一來,中日之間就有了更多的共通的文化。因此,我希望中國的教育也重視傳統文化。

      我最初去中國的時候,對方為我舉行了一場詩會,在現場拿出一張很大的紙,雙方都在上面作詩。但是,現在沒有人這樣做了。1980年我去中國的時候,時而還有人做這樣的事情,一起作詩,然后裝裱起來。遺憾的是中國在變化,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日本學人一直保留著寫漢詩的傳統,比如夏目漱石呀,森歐外呀,都創作有大量的漢詩。因此,我們絕不能放棄漢詩創作,并期待中日都能將它傳承下去。(本報特約記者 張仕英 何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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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忠久:1942年4月9日出生,1955年畢業于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0年任二松學舍大學教授,現退休。主要著作有:《漢詩的世界——用心體味》(1975年)、《陶淵明與他的時代》(1994年)、《漢魏六朝的詩》(2009年)、《漢詩鑒賞事典》(2009年)等近20部。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在日本NHK電視臺主講“漢詩系列”,在日本全國影響甚大。還擔任日本全國漢文教育學會會長、六朝文學學會會長等多種社會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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