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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教授傾其所有保護東昌府年畫

    中藝網 發布時間: 2011-12-06
    河南濮陽市委老處長孫慶義打來電話:“山東聊城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張憲昌,三十年傾其所有,研究、整理、保護東昌府年畫,十幾萬張??!里里外外三間房子、客廳、陽臺甚至衛生間,到處是年畫。癡??!”

      對于年畫,我并不陌生。天津的“楊柳青”、蘇州的“桃花塢”、開封的“朱仙鎮”和山東濰坊的“楊家埠”,并稱為中國四大年畫。直到清朝道光年間,文人李光庭有了“掃舍之后,便貼年畫,稚子之戲耳”之言,年畫由此而定名。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繪畫體裁,也是中國農村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

      “那里也有年畫?”我反問道。

      “對呀,就是山東的聊城。古稱東昌府?!睉c義解釋說。

      聊城,武訓、孫臏、傅斯年、張自忠、李苦禪、馬本齋以及孔繁森、季羨林都出于這片土地。但對于東昌府出年畫,我確實聞所未聞。

      聽罷,我只能搪塞道:“我息筆了?!?br/>
      慶義動真格的了:“我可以說,你只要見了他,會重新燃起你職業的火焰?!?br/>
      就這樣,老友的一個電話,讓我對張憲昌產生了興趣。

      “陡刀立線”為有后來傳承者

      初冬的魯西,高高的鉆天楊只露著光禿禿的枝干。最后的幾片殘葉,也伴著西伯利亞吹來的寒風徐徐飄落。而這片充滿生機的大地,就像那一塊又一塊就要越冬的麥田,綠油油的,遠遠望去一片青綠。

      見到張憲昌,是在聊城大學美術學院主辦的“傳承東昌府年畫藝術,百人齊刻年畫”活動的現場。那天,188位聊城大學美術學院藝術設計專業的同學,把張憲昌教授圍得嚴嚴實實,聽他對東昌府年畫歷史的介紹、看他入刀刻版、著墨印刷……

      只見他把一塊刻制好的《麒麟娃娃》年畫木版放在印架上,往墨盂里上倒進適量的黑色印墨,右手握著棕刷,熟練地調了調印墨,均勻地涂在刻版上。他又從印架右邊宣紙軸夾拉過來一張宣紙,平鋪在那塊年畫版上。又換了一把干凈的刷子,上下左右,依次拓印著。不多時,那張雪白的宣紙便襯出黑色的圖案。

      揭開宣紙,一張娃娃手持寶物、駕馭麒麟的年畫便展現在同學們的面前??粗悄戤嬌贤尥薜拇苟佳?、發髻頭飾以及麒麟狂奔、祥云吉物,課堂里發出一陣歡笑聲。張憲昌告訴大家,年畫最難的是刻版。一張年畫好不好,全在版子上。這也是年畫的傳承與發展的關鍵。

      于是,同學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每人桌前都發了一塊貼好畫樣的刻版,大家便饒有興味地開始審樣、進刀……

      “我說過,一張年畫好不好,全在版子上?!弊咴跇堑览?,他向我重復著。這突如其來冒出的一句話,聲音好大。顯然,這是說給我聽的。

      后來我才知道,一張年畫大抵要經過畫稿、構線、木刻、制版、印刷、人工彩繪、裝裱等幾道工序。剛剛同學們刻的叫“墨線版”,這也是年畫最重要的創作過程。線條直立,才有深度。為的是耐磨損,不走形。行話叫“陡刀立線”。墨線版也稱“主版”,將刻好的主版印出版樣,照畫稿的顏色分版,叫“擇套”,一色為一版,一般是紅、黃、藍三套(塊)色版。根據原稿的顏色,有的加粉紅和淡藍,通稱“小紅”、“小藍”。每塊套色版的刻版工序大體上與刻主版相同。套色版必須與主版紋絲合縫,不能走版。套印六色,一張年畫這才算完成。

      其實,刻版前的準備工作是十分繁雜的。首先就是備料。把沒有經過嫁接的杜梨木水泡一年、晾干一年,第三年才能用。落料后,要兩次烘干,一次要20天。之后,黏合、刨平、上油、開水沏澆10個小時,干后才能貼上畫稿。

      張憲昌在前面走著,邊走邊掏車鑰匙。我跑了兩步,跟著他鉆進了那輛1.0排量的老式夏利車:“這老家伙跟我跑了13萬公里了,滿鄉下轉?!?br/>
      潛心研究中國的民間藝術

      都說張憲昌這人很怪。其實,張憲昌給我的第一印象,只覺得他真的不像個教授,到蠻像個農民的。

      他不修邊幅不說,說起話來,有的時候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他前面說的話,你還沒消化完,他會噎給你另外一個話題。無論和誰,不愛講面子,說話直來直去,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做。跟領導也如此。他個性也強,別人說他“犟”,三頭驢都拉不回來。他還不愿意和大伙兒杯來盞去臉紅脖子粗地喝酒,他會說,“干嘛!”所以,有不少人不理解他。他給人的感覺是,不扎堆兒,不合群兒。

      有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他是目前聊城大學美術學院年齡最大、資歷最老的教授之一。他的同學、學生,一個個都成了大畫家,有的成了著名大學美術學院的院長,有的則加拿大、美國、日本或北京發展去了。有不少人的畫能買幾千元一平尺,一個禮拜能涂上十幾張。

      可張憲昌沒有。奇怪的是,無論是機遇,還是技藝和美術理論,都處在上升通道的時刻,張憲昌卻心血來潮地在自己的藝術發展路徑和走向上,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走上了潛心研究中國的母體藝術——民間美術的道路。

      他知道,他的這個抉擇,是他人生坐標的轉折點:要么就像絕大部分畫家那樣,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立畫院、加入省美術家協會,然后想辦法再擠進全國美術家協會。有了這些堂而皇之的資本,就可以出去“走穴”,前呼后擁,走上一條以賣畫為生的專業畫家的路;要么就一生清貧,和年畫——這些被不少人稱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兒為伍。從此,無名無利,風里來、雨里去,一身泥巴一身汗水地在鄉間滾來滾去。

      張憲昌選擇了后者。

      我問過他,為什么選擇的是后者?他似乎不假考慮地回答我:“我不去干,也會有人去干。中國的學者總歸有人去做這件事兒,我只是在沒有人做的情況下先走了一步?!?br/>
      在這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遍了聊城下轄的臨清、冠縣、莘縣、陽谷、東阿、茌平、高唐、東昌府區和由聊城代管的省轄市臨清市的鄉村、城鎮。之后,他的足跡又伸向了山東、河南、河北三省交界的運河兩岸,進行民俗文化、民族藝術田野考察、收集、整理。民間木版年畫、泥塑、剪紙、面塑、墓志、蘭印、青花、葫蘆、農村破舊家具、馬鞭子、牲口套、石磨、馬扎、石墩、煤油燈、扁擔、木推車、舊門板,都成了他涉獵的對象。他一件一件地把它們從農村老百姓家里,搬進了聊城大學,撐起了現在的聊城大學民俗研究所。

      張憲昌每收集到一件民俗藝術品,都會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1986年,春節剛過。有老鄉告訴張憲昌,說莘縣莘亭鎮單廟村新發現了不少年畫,讓張憲昌去看看。張憲昌有個毛病,不管在什么時候,一提到年畫或和年畫有關的事兒,他會條件反射地跳將起來:“在哪?”隨后,準會吐出掛在嘴邊的那幾個字:“走!看看去?!?br/>
      愛人在機關上班,幼兒園還沒有開學,五歲的孩子沒地方放。張憲昌可不管這些,他讓孩子坐在自行車的大梁上,硬是頂著寒風帶著孩子來回騎了70公里的路。從聊城到莘縣,哪像現在一樣都是幾車道的高等級公路。那時,全是土路。汽車一過,灰天灰地,連前面的路都辨不清。再往村里騎,雪水攪著爛泥地,一片泥濘。等到了村里,孩子的兩條腿麻得不能下車。河店鎮西郭村是聞名遠近的“泥塑村”,張憲昌想,來一趟不容易,他又領著孩子捎帶著跑了趟西郭,進村兒看泥菩薩去了。

      從1990-1996年,張憲昌用了6年的時間,在聊城農村租了間小屋,把自己關起來,憑借著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從一個收藏家和學者的角度出發,在民間收集了大量來自不同地區、審美形態各異的木版印刷紙碼年畫,重新統一尺寸起稿、放大、繪制,完成了由于年代久遠或保存不當所造成的損耗、模糊等問題。再創作了既保持木版年畫的原有風格,又不失去原本的色彩關系和歷史感,且吸收了現代藝術表現技法的年畫新作。他畫了120幅,畫得很累。

      他說,他一張畫兒,得畫半個月。這中間不知道撕了多少張。有的朋友勸他,你這是何苦吶?有這工夫畫點兒花鳥、畫點兒山水、畫點兒人物,無論是工筆,還是寫意,你不是不行。他一句話聽不進。直到2009年9月,他的這本《中國民俗百圖》才得以出版。

      他送了一本《中國民俗百圖》給我。我翻遍全書,發現除了作品、作品簡介和張道一先生、王樹村先生、張岱年先生、鍾敬文先生的四幅題詞外,里邊沒有他張憲昌一個字兒,除封面外,更找不到他張憲昌的大名。

      你說他這是原創作,還是再創作?讓人弄不清。

      車在聊城大學的老家屬宿舍區東苑園9號樓停了下來。張憲昌不好意思地說:“曹老師,實在是抱歉,我住在6樓,沒有電梯,得讓您爬樓梯了?!?br/>
      民間發掘“中國門神畫之最”

      跟著張憲昌一口氣爬到六樓的時候,我已是上氣不接下氣了。來開門的是他的夫人——謝李華,一位剛剛從聊城體委退休的機關干部。

      張憲昌徑直把我領進他的書房兼畫室。

      案桌上,零七八碎地堆滿了各種東西:筆記本、名片、畫了多一半的畫紙、敞著蓋兒的印泥,毛筆也是東一枝西一枝,書摞了一層又一層,還夾著各種顏色的紙條;主臥室,除了一張雙人床外,一人多高的年畫,一包一包像小山似的堆滿了整整一墻,一疊一疊地用塑料袋裝著。輔臥室,雖是兒子住,但如今,兒子張銳在北京,進了中國人民大學,跟莊孔昭先生讀博,學的是人類藝術學。弄到最后,父子倆還是搞到一塊兒去了。兒子假期才回來,這間屋子也就變成了張憲昌的了。書房兼畫室和陽臺相連,北方的陽臺挺大,貼著兩溜兒墻,碼著大大小小十多個紙箱,中間很難再有插足之地,紙箱里面也都是張憲昌收集到的“東昌府”的東西。

      “這里面都是好東西!”他把一包年畫高高地舉過頭頂,夸耀著。

      “全是他的,我連插腳的地方都沒有。還不讓別人動。你給他收拾吧,他還不高興?!敝x李華當著我的面兒,數落著。

      不過,她說,她也習慣了?!罢l讓他喜歡這些玩意兒吶!”

      我把目光移向張憲昌。我發現,這時的張憲昌,臉上泛著滿意或者說是得意的笑容。

      聊城,明朝稱“東昌府”。東昌府傳統的民間木版畫是我國民間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也是現代藝術創作的寶貴財富。這里的木版年畫,在明清時期就形成了自己的“領地”和發行網絡,是大眾公認的刷印民間版畫的中心之一。

      他告訴我,中國民間木版畫,唐以前未發現有文獻記載,宋代開始流行獨幅版畫,當時叫“紙畫”,明朝改稱“畫貼”,清初有的地方叫做“衛畫”,還有的地方稱做“畫張”。據他考證,“年畫”一詞,則出現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

      在全國木版印刷的門神畫中,風格各自有其特點,有的印刷非常精美,有的是以穩重的造型見長。而惟獨東昌府門神畫《秦瓊》,造型生動、印刷簡潔,恰到好處地樹立了民間藝術的風格,因此被藝術界稱為中國門神畫之最。宋代民間興盛童子娃娃題材,《童子花籃》這幅年畫,雖然我們尚無具體文獻考證其源自宋代,但是,這幅作品所給予我們的那種古風古韻,已經向我們傳遞了古老藝術的符號信息。并且,在所有其他地區的中國年畫中,沒有同樣題材的作品,這又是東昌府年畫其彌足珍貴之處。

      清朝乾隆年間漕運鼎盛,東昌府聲望劇增,被譽為“挽漕之咽喉,天府之肺腑”。由漕運帶來的興隆盛世延至公元1854年,前后長達400余年。

      “東昌府傳統民間木版畫”就是在這塊沃土上應運而生。從東昌府遺留下來的《童子花籃》年畫看,這種版畫是從宋代獨幅版畫美女娃娃發展而來的。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一些雕版工匠被擄往平陽(今山西臨汾),使這個地區成為雕版印刷的一個中心。到清末,東昌府產生了“五福祥”等20余家較大的店面。民國時期,東昌府木版年畫達到鼎盛時期。近代由于漕運的廢止,運河斷流,津浦、京漢鐵路的興修,京杭大運河給予魯西北的地利日漸式微,豐富多彩的東昌府年畫也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木版年畫陷藝絕人亡之境

      就在我到達聊城采訪的第三天早晨,東昌府年畫社社長徐秀貞來了,要陪我們一起去冠縣定寨鄉后杏村,去拜訪陳慶生——東昌府年畫最后的刻版工匠。

      張憲昌管徐秀貞叫“大姐”,看得出這個“大姐”在張憲昌眼里很重要。他不只一次地跟我說過:“沒有大姐,我張憲昌干不成?!?br/>
      在去冠縣的路上,我才知道,其實,真正刺疼張憲昌的是7年前一位俄羅斯同行的來訪。2004年,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漢學家李福清到聊城訪問。張憲昌陪了這位漢學專家整整三天。張憲昌第一次了解到,幾十年來,李福清對中國木版年畫的收集、整理、研究,已經大大地走在了我們前面。他根據圣彼得堡收藏的中國木版年畫,主編、出版了《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俄羅斯藏有的大量中國木版年畫,可以說是中國之外全世界藏有量最多的。且所藏大部分為晚清版年畫,一共大約有7000幅。值得深思的是,李福清已經從單純的收集、整理、研究,進入了比對研究的階段。這對張憲昌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心結。

      有一次,徐秀貞問張憲昌:“能幫助你做點什么?”

      張憲昌脫口而出:“收集、研究、整理東昌府年畫我行。東昌府年畫的發展,特別是想讓它產業化,再次走進老百姓的家里,我張憲昌干不了,你行!”

      并且,他脫口而出給了徐秀貞三個字:“我缺錢?!?br/>
      徐秀貞二話沒說,拿出錢來,專門去聊城工商管理局登記注冊成立了“東昌府年畫社”。張憲昌和徐秀貞決心從頭做起,尋找那些東昌府年畫刻版的老工匠,請這些老工匠按照傳統的風格復刻東昌府年畫新版。

      中午,我們的車停在后杏村村中間的一條土路上,張憲昌和徐秀貞不知道來過這里多少次了,可說是熟門熟路。陳慶生家的大門虛掩著,他和老伴去接孫子了。張憲昌推開灶間,揭開蒸鍋,半個硬饅頭幾口就下肚了。

      陳慶生先生16歲起就手持刻刀開始刻版,祖輩都曾從事這一行。但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刻字業的膠版印刷、石板印刷等都由電腦復印完全代替,刻版這門手藝也隨之消沉在歲月的長河中,絕大部分木版的版式已面臨滅絕。張憲昌和徐秀貞幾次登門,鼓勵陳慶生重操舊業。于是,陳慶生又拿起了刻刀。

      刻桌上放著陳慶生刻了多一半的版子,年畫刻版用的鏟刀、刻刀、刮鐮、彎刀也放在桌上。雖然版子還沒有刻完,看到了留下的明快節奏與韻味。從自然流露的弧線與直線柔美的結合中,顯露著那用刀的造型語言。

      陳慶生戴上他那750度的老花鏡。嘆道:“不多啦,留下來的刻版老工匠沒幾個了!”74歲的陳慶生是聊城現在僅有的幾個刻版老工匠,如今,九鄰八舍沒有一個人肯跟他學的。陳慶生告訴我:“別說帶徒弟,就是我花錢請他們來學,都不肯吶?!标悜c生有兩個兒子,每人各開了一爿軸承用彈簧片的加工場,生意好,沖床沒有停的時候。對老爹的這門手藝,哥倆兒看都不看一眼。

      “現在不行嘍,學這玩意兒的不多了?!标悜c生說著,吹了吹木版上刻出來的木削。

      陳慶生們的困境,也是東昌府木版年畫發展的困境。

      2011年11月26日上午,聊城大學美術學院專門把這位東昌府木版年畫刻版傳承人請到了學校,為正在學習刻東昌府木板年畫的188位同學上了一堂別開生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課??吹竭@么多年輕人學刻年畫版,陳慶生老先生笑了……

      一個學者拯救了“東昌府”

      在近三十年的繪畫創作實踐中,張憲昌始終把自己定格為普通的文化人,始終保持著一種平靜、平和的心態。他還是那句話:“我就是想為聊城大學做點事兒,為聊城做點事兒,為山東做點事兒?!?br/>
      前不久,正在天津參加“中國木版年畫國際論壇”的張憲昌,高興得像個孩子似的。原來,包括東昌府木版年畫在內的我國16家中國木版年畫屬地,在天津聯合簽署了《“中國木版年畫”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宣言》,全面啟動“中國木版年畫”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項工作。

      2011年11月7日,張憲昌從天津趕回學校,向有關部門作了匯報。剛剛上任五天的校黨委書記李喆,對張憲昌的報告做出了批示。聊城大學有關部門則迅速行動,研究東昌府木版年畫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并決定:在聊城大學舉辦“東昌府木版年畫展”;現有的聊城大學民俗展覽館另行選址,在條件更好的試驗樓重建;開辦以東昌府木版年畫為主要內容的民間藝術課程,并列入教學規劃,創造條件把它作為聊城大學美術學院有關專業學生的專修課程;投入力量、創造條件大力扶植東昌府木版年畫的研究、收集、整理工作,組織力量籌劃《中國木版年畫集成·東昌府卷》的組稿。

      而張憲昌呢?我發現,他時刻也不停歇。

      那天早上,他向我打招呼說:“我有事兒,中午我不能送你?!彼€鄭重地對我說:“中國應該建立‘中國木版年畫學’。您應該幫助呼吁一下??!”看來,這輩子張憲昌是離不開他那心愛的年畫了。

      我知道,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了。2003年,他給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先生寫信時,就提出過這個問題。

      而這次,他是認真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

      列車在京九鐵路奔馳著。一路向北,向北。

      此刻,我又想到了張憲昌28年前畫的那幅《八駿圖》:回首長嘶、騰空而起、奔騰跳躍、四蹄生煙……

      我們慶幸的是:一個學者,拯救了“東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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