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繁榮有賴于藝術家創作意識的覺醒

　　“創作生產更多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這是胡錦濤總書記講話中對我觸動最深的一句話。文藝創作說到底是文學藝術家個人的精神活動，文化事業的發展繁榮歸根結底依賴于文藝家自我創作意識的覺醒。作為時代參與者和見證者的文藝家，理應保持對時代的敏銳察覺，保持對人民意愿的深切體悟，保持對人生和對生命的精神熱度。惟有如此，才能端正創作姿態，表達民眾呼聲，記錄下真實的時代人心，從而創作出無愧于歷史、時代和人民的優秀作品。

　　與前輩劇作家的成就相比，我們自愧不如。關漢卿在元代強權統治下寫出撼天動地的《竇娥冤》；湯顯祖在明代“存天理，滅人欲”的精神高壓中寫出頌揚美好人性的《牡丹亭》；曹禺在家國離亂的孤寂行旅中創作了震撼時代心靈的《雷雨》……而我們身處和平發展的盛世，卻無法企及先賢的精神高度，實在汗顏。


　　與時代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我們深感差距。面對在政治、經濟、國防、外交等方面日益崛起的現代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先進性和影響力尚未現出同步前行的態勢。普通民眾究竟想什么，要什么，愛什么，憂什么，我們似乎并未完全了然于胸。在一幕幕人為制造的景觀里，抑或在某些堆金砌玉、流光溢彩的舞臺大制作中，是否也有虛假虛幻的成分？

　　與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創作力度相比，我們也感到了某種精神熱度的消減。從話劇《桑樹坪紀事》到京劇《曹操與楊修》；從電影《牧馬人》到小說《白鹿原》；從油畫《父親》到唱片《阿姐鼓》……相比之下，文學藝術對于時代精神與現實人生的關注關懷是否也逐漸出現了某種游離不定或者心不在焉的狀態？

　　甚至，與我們自己曾經創作的作品相比較，也感覺到了某種冷淡與草率。在泛商品化、泛娛樂化、泛市場化新一波的充斥著“三俗”氣味的文娛風潮中，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生命熱度在下降，創作作品的激情和銳氣也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圓融”。有時，還會為了一己之利、一時虛榮，有意無意地規避什么乃至迎合什么。對于曾經抱持的理想、追求的境界、擔負的職責以及曾經看得比生命和個人利害關系都要珍貴的事業、感情、道義，都在潛移默化中變得越來越“成熟”、越“事故”、越“實際”。

　　近些年，文藝創作相互埋怨的聲音此起彼伏。好像誰都不得志，誰都滿腹怨言，但是誰又都不是責任人，誰都有理由指手畫腳、袖手旁觀。在這種充滿埋怨的氣氛里，惟獨缺少了一份對自己的發問，缺少了一份對本專業本部門本地區本行業的反躬自省和自我發奮。其實，真正的精品力作都不是嬌生慣養中創作出來的，每一部優秀作品的產生無不經過了千錘百煉，每一個優秀人才的成長無不經歷了傷痛苦難。

　　文藝是情感的形式，創作就是運用文藝的形式來表達、傳遞并記錄時代和民眾的情感。文藝家應該始終自覺保持對時代的敏感，始終自覺保持對生命、生活與人的熱誠。少埋怨，不推諉，也不必虛火旺盛，焦灼不安。惟有調整心態，安定精神，才能做好實事，創作出真誠的作品，從而無愧于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