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篇名為《文藝創作癥結何在?十大惡俗阻礙文藝健康發展》的網文在網上流傳,引起巨大的反響。文章列數“回避崇高”“情感缺失”等文藝創作的十大惡俗,并對其原因進行了不乏激烈的分析。作為從事文藝批評的大學教師,媒體對文藝創作如此關注使我深感鼓舞。但細讀全文,又感到文章面面俱到,沒有焦點,十大惡俗之間的關系沒有厘清,更要命的是回避問題的實質,還常有似是而非之論,結果是真正阻礙文藝創作的原因沒有抓住。
缺乏想象力,缺乏責任感,拜金主義……這些指責都指向作家、藝術家個人,而沒有深入挖掘作家、藝術家言行背后的社會原因。
責任如何表達
文章列舉的惡俗雖然多達十個,其所列舉的導致惡俗的原因也五花八門(比如缺乏想象力,缺乏責任感,拜金主義等),但這些指責和批判基本上都指向作家、藝術家個人,而沒有深入挖掘作家、藝術家言行背后的社會原因。
比如文章指出:“中國的文學藝術,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達;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責任;不缺少資源,而是缺乏靈性;不缺少資金,而是缺乏生命?!彼坪醯拇_是這樣。但作家的表達力為什么萎縮?作家們是缺少責任,還是沒辦法盡到責任?不僅有努力盡到責任的作家,還要有渠道和環境。
又比如,文章引述一位批評家的話說,在現在的作品中“看不到藝術家的個人沖動,卻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顯痕跡,看到賺錢撈錢的強烈欲望和非審美的功利欲望沖動。在地方政府有關部門、領導的指令下,在高額酬金的驅動下,把文藝創作的過程變成了按編劇技巧剪輯素材的技術加工?!蔽乙獑枺鹤骷业摹皞€人沖動”到底被什么東西扼殺了?“賺錢撈錢的強烈欲望”嗎?“非審美的功利欲望”嗎?歷史上不乏為了還債這個很功利的沖動而寫出偉大作品的先例,這又如何解釋?至于遵命之作?遵誰之命?誰的命不遵可以成名人,誰的命不遵則必成烈士?
回避現實乃環境所需
最有意思的是,文章引述了北京師范大學王貴勝教授對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中國畫作品進行的一項統計,在92部獲獎作品中,他發現,“救災主題2張,農民工主題1張,歷史題材4張,農民生活2張,解放軍生活8張,少數民族生活10張,花鳥畫21張,山水畫27張,城市生活7張,其他7張。這個小統計,折射了當今美術創作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即回避重大深刻嚴峻的現實主題?!庇谑俏恼轮赋觯骸拔乃嚬ぷ髡邔χ卮髥栴}失語、無語甚至胡言亂語,這已經成為不容回避的現實?!蔽疫€是要問問:文藝作品到底為什么總是回避“重大深刻嚴峻的現實主題”?怎么能不回避“重大嚴峻的現實問題”?不回避行嗎?其實不應只看回避不回避的問題,還要看不回避的環境的問題。
市場從未扼殺文藝
還有一個觀點也很有意思:“西方資本主義闊步往前走的時候,出現了批判現實主義,比如說法國的杰出作家巴爾扎克,一生以無數作品對法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做了記錄”(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莫林虎教授語)。這似乎有點黑色幽默:我們有巴爾扎克那樣的思考和批判的環境嗎?
更重要的一個誤區是把市場經濟視作文學藝術“不能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市場經濟的幽靈進入了藝術殿堂,眾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壇,游戲規則將按市場法則改變。當越來越多的人擠入名利場,穿著逐利舞鞋無休止地瘋狂舞蹈的時候,我們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靈的激蕩和升華;失去了真情的表達和呼喚?!?br/>
荒唐與悖謬莫過于此。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沒有扼殺文藝,相反卻出現了輝煌的批判主義文學,那么,市場經濟為什么沒有扼殺作家的創作自由,相反卻把作家從宮廷和教會中解放出來,增加了作家的自由,使得作家藝術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激發了作家的創造力?原因很簡單:與民主制度結合的市場經濟,是保障作家藝術家批判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權錢交易的“市場經濟”,不是被權貴把持的“市場經濟”。
藝術的敵人是偽市場經濟
我們把文學藝術推向了市場,把作家推向了市場,但這個畸形的“市場”卻沒有保障作家、藝術家的自由。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批判市場也是有市場的,而在偽“市場經濟”中,批判“市場”就是批判操控“市場”的人,因此是絕不可能有市場的;操控“市場”的人也就是操控文藝的人,因此偽“市場經濟”中決不會有文藝。
一個再簡單的事實就是:市場經濟并不是藝術的敵人。藝術的敵人其實只有一個,這就是不自由。創作是如此,批評更是如此。
社會需要更寬容
文章還提出:“文藝批評退化為文藝表揚,文藝創作便失去監督利器。健康的文藝批評標準有許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相異的文化實踐?!眱H僅看到文藝創作要文藝批評的監督是不夠的,但問題是誰在監督文藝批評?被歪曲的文藝批評,又怎么監督文藝創作呢?真正的文藝批評需要一個良好的大環境,沒有這個意義上的自由,文藝批評只能是文藝表揚,即使不是淪為文藝表揚,也會淪為另一種形式的文藝大批判。
作家陸天明說:“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評?標準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標準是能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不一樣的文化實踐?!钡俏乙a充一句:關鍵不是作家、藝術家能否“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不一樣的文化實踐”,而是社會以及比作家藝術家更有話語權的人們能否“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不一樣的文化實踐”。
陶東風/文
陶東風: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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