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談中華文化:《論語》親切如外公給我的信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藝術理論家，中國文化史學者?，F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核心提示

　　文化變成了一種習慣，并不是保守，

　　是祖先希望子孫后代，

　　比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從這個意義上講，

　　也可以說，

　　文化是祖先對后代的設計。

　　鄭和能安安靜靜地回來，

　　沒帶當地酋長的人頭，

　　沒帶沾著鮮血的珠寶，

　　他就安靜地回來了，

　　因為我們的文化，

　　決定了他不具有非農耕的侵略性。

　　我們中國文化有兩個庭，

　　一個家庭，一個朝廷。

　　對家庭是孝，對朝廷是忠，

　　忠孝就兩全了。

　　其實朝廷和家庭之間，

　　還有遼闊的公共空間，

　　我們的文化未予足夠關注。

　　“巨人性格”引發全世界好奇

　　中國文化現在面臨著的問題，大家可能都已經發現了，全世界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好奇。這個好奇帶有一種讓我們不安的成分，我們對他們造成了不安，他們的疑慮又造成了我們的不安。前不久我在一個國際商會上演講，居然有一些國家懷疑我們食品質量出現問題是全中國人的集體陰謀，這讓我們聽起來覺得完全不可思議。只能說他們對我們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以他們視角來看，突然之間，眼前走過一個巨人， GDP、人口總量等都清楚，但唯一不了解的是他的性格。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國的文化，全世界都希望能夠了解。

　　幾年前，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紐約主持過一個國際經濟文化討論會，得出的結論讓我們驚訝。說任何國家和個人，發達或是不發達，任何經濟行為的最終目的，都是它的文化選擇而不是經濟選擇。為了安全感也好，榮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全部屬于文化范疇。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國文化造成我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基本點是什么？走向現代的障礙在哪里？

　　鄭和為何沒帶點黃金回來

　　世界上關于“文化”的定義有兩百多條，太復雜了。首先可以肯定，我們在講“文化”這兩個字的時候，它最原始的意義指的是人的痕跡。我們說馬家窯文化，半坡文化，就是說我們在那地質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跡。如果沒有人的痕跡，我們就不叫它文化。人的痕跡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成熟時期的文化是變成了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文化變成了一種習慣，并不是保守，是祖先希望子孫后代比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文化是祖先對后代的設計。

　　地理環境決定中華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我們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我們缺少像地中海、波斯灣這樣的內海，我們面對的是渺渺的太平洋，這對古人來說是沒法被利用的，我們只有一個內?！澈?，太小了。海洋對于中華民族來說，雖然很靠近，實際比較陌生，主要是打漁、曬鹽，是煙波浩渺、難于了解的地方，很難進行運輸、航行，海洋就沒有充分的發揮起來。中原部位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就是農耕文明。還有一個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區別在于草原很難種稻子，種稻子和不種稻子的界限就是四百毫米降雨量，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可以種稻子，那是農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只能牧馬。很奇怪，我們的長城正好和四百毫米降雨量的線重疊，可見我們的長城就是農耕文明防止游牧文明侵犯的界限。盡管游牧文明后來成為我們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主體還是農耕文明。

　　農耕文明決定了我們兩個基本思想，第一個思想不想遠征，迷戀腳下的熟土，對遠方的生土走走看看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這個思維作為一種文化生根，哪怕不是農民的書生，都受到這種文化的強烈影響。書生在京城呆了好久，覺得是客居京城，最終目的是要回家，其實他五十年都在京城，這完全是一個農民思維。中華文明對遠方土地沒有興趣，原因是農耕文明的思維，哪怕是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已經非常不錯了，走了那么遠的地方，也沒有在哪個地方安家，侵占對方領土。這證明什么？這不是明代的政策，證明是農耕文化的本能。成吉思汗遠征，是因為游牧文明，而他的孫子要建立元朝、問鼎中華的時候，他必須接受農耕文明結束遠征。

　　農耕文明帶來了第二個思維，不喜歡極端，因為農耕文明告訴我們，夏天的極端不是熱上加熱，是秋天的涼風。冬天的極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開。極端沒有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沒有太大奇跡，中國文化的思維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對一切極端的夢想。重現了中庸的哲學，然后又重現了中庸之道。以前有好多年輕學者，說鄭和那么好的船隊，怎么就不拿點黃金回來？也可以像哥倫布那樣去海外建立幾個中華帝國？為什么不這樣？我說鄭和能安安靜靜地回來，沒帶當地酋長的人頭，沒帶沾著鮮血的珠寶，他就安靜地回來了，因為我們的文化決定著他的非極端思維，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庸之道，我為我們的祖先感到驕傲。世界上的極端，它一定是帶有一種非農耕的侵略性，產生的根子是游牧或海洋文明。中庸之道是了不起的思維。季羨林先生講，以中庸之道為基礎的和諧是中華民族獻給世界的大禮物，這講得很有道理，要相信按照中國思維，兩種不同極端當中，一定有一個交集點或者一個合適點，讓兩方面都能勉強接受的點，中庸之道就找這個點。因為不斷地找這個點，所以世界能夠保持基本的和諧，這是農耕文明的一個智慧。

　　與“水”有關系的統“治”

　　占地面積決定了中華文化是一種氣魄宏大的統一文化。占地面積多大呢？黃河流域80萬平方公里，長江流域180萬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羅河、上尼羅河、下尼羅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4萬平方公里。兩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滿打滿算不會超過10萬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萬平方公里。希臘文明的范圍只有幾千平方公里。簡單地說，當時其他所有古代文明總的地域加起來，只有中華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中華文明的體量極大，以前我們講得多的是黃河文明，后來慢慢挖掘知道長江文明也了不起，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明，哪一個挖出來不都是震驚中外。我們寫文章經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識，動不動就是天下，為什么呢？中華文化氣魄宏偉，不會僅考慮家門前那一點東西。

　　二十世紀前期，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教授研究地理環境，特別對中國進行了分析。他說中華文明因為是農耕文明，就是長江、黃河文明，長江、黃河流遍中國那么多地方，就憑這一點，中華帝國必須是統一的，不能被分離，因為如果不統一的話，治水就沒法治，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所以馬克斯·韋伯說，這兩條大河作為中華文明的動脈，就決定了中國非統一不可。任何軍閥混戰，目標都是由誰來統一，統一是一個中心思維。馬克斯·韋伯還說，統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個字，而且據他所知，都是水作為偏旁的。這話很有意思，這是中華文化的第二個特征，有一種整體智力，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叫“氣”，有“氣”。有的國家雖然很精致，但是就缺少一股氣。 “余教授為什么不到我們這里來定居，或者到這兒來移民”，我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覺得那些國家的“氣”不夠，這樣一股氣非常養人，能捕到一種我所熟悉的文化。

《論語》親切如外公給我的信

　　公元前五世紀前后，中華文化參與了人類智能的大奠基。釋迦牟尼比孔子大十四歲，孔子死后十年，蘇格拉底誕生。亞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歲，比莊子大十五歲，這是什么概念？就是最聰明的人幾乎同時出現在這個地球上。他們為什么會同時出現，還不清楚，但只能告訴大家他們同時出現了，完成了一個有趣的分工。希臘思考人與物的關系，印度思考人和神的關系，中國思考人和人的關系。思考的結果是：希臘哲學家思考的是精神自由，印度哲學家思考的是靈魂解脫，中國哲學家思考的是社會管理。分工那么精確，小重復有，大重復沒有。我們可以說，在這次人類成熟的過程中，中華民族沒有缺席，貢獻還很大，這讓我們很驕傲。盡管當時沒有互相交流，冥冥之中卻有一種力量把它們組合在一起了。

　　秦漢帝國使中華文化獲得了行政規范。文化，是天上飄的云、地下流的水，自由而美麗，遺憾的是它很容易飄走流逝。這個時候需要有帝國的行政力量來選擇自己民族的智慧，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來。文化人有時候不喜歡行政力量，但是在文明還處于隨時可能流散的狀態時，這個行政力量就太重要了。世界幾大文明不約而同地進入了帝國時代。最早是印度，進入了孔雀王朝。當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東西方出現了兩個帝國：東方的秦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秦漢帝國規定，這么大的國家需要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實行郡縣制和戶籍制。

　　我走遍了世界，看到很多地方的古文字，沒有人認識這些古文字。這是什么字？不認識。我們不認識，當地人也不認識。埃及太陽神廟廊柱上的那些象形文字，據說只有少數考古學家能認出一部分。至于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專家能讀懂，但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就是完全不能傳播的文字。如果沒有一個國家的力量，中國的文字也會這樣，中國的歷史就沒了。古代世界各國打仗，贏者首先要讓輸者忘記自己王朝的記憶，忘記記憶的最好方法是讓你沒有文字，沒有文字就在整個文明上得服從了。中國恰恰相反，統一文字以后，這種現象就不能發生了。你消滅我的文字沒用，你的文字就是我的文字，全中國只有一種文字。我在國外常說，我晚上讀《論語》，很像前天收到我鄉下外公寫給我的信，非常親切。誰都不知道這已經是兩千五百年前的文字了，這是個奇跡。這個奇跡如果沒有行政力量加以規范，就做不到。

　　秦漢帝國連在一起，佛教的傳入使中華文化成為一個開放互融的文化。如梁啟超所說，佛教的傳入使中國成為亞洲的中國，使中華文化成為亞洲的文化。佛教的傳入，證明中華文化有一種氣度。任何一個宗教的傳播往往有一個特點，如果那個地方文化濃度很高，就很難傳入。如果那個地方沒有文化，還處于原始時代，就比較容易傳入。中國的奇跡是，佛教在公元前后傳入的時候，中國的文化濃度已經很高了，諸子百家建立了他們各自的思維體系，我們已經有自己完整的文化構架，在這種情況下，佛教還能浩浩蕩蕩地傳入，而且能夠深入朝野，這是一個奇跡。幾千年來，它和這個民族的文化生息與共，互相滋養。甚至到后來朱熹和王陽明分別建立他們的理學和心學，都受到了佛學的重大影響。中國文化往往是進進出出，一會兒進入儒家，一會兒進入佛家，一會兒進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歷代開明皇帝的思維，用儒家治國，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體?；旧鲜嵌嘣⑴e，不僅國家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誰也不排斥，這是中華文化非常好的開放互融的態勢。

　　忠孝之外，還有公共空間

　　那我們是在什么時候開始落后的？明代開始的。盡管當時國家力量并不弱，比如中庸之道都在發揮作用，但處于一種封閉狀態，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和歐洲相比，在時代性的問題上我們有差距。第一個我們對公共空間缺少認知，這是從明代開始和歐洲顯現的巨大區別。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做什么呢？是讓米開朗基羅、達芬奇還有拉斐爾的畫在公共空間里展出。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就放在佛羅倫薩的大街上，市民每天評價。文藝復興是全體市民一起參與，對古文化進行認知。中國從來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從來沒發生過公共空間的集體認知。這是中國落后的一個關鍵原因。我們也有藝術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博物館是后來的事情，沒有公共空間一說。今天我們的旅游者到國外隨地吐痰、高聲喧嘩，很難說是沒有道德，是因為對公共空間缺少認知。這是中國文化的缺陷，歷史上就有缺陷。我們中國文化有兩個庭，一個家庭，一個朝廷。對家庭是孝，對朝廷是忠，忠孝就兩全了。其實朝廷和家庭之間還有遼闊的公共空間，我們的文化未予足夠關注。當縣官出門，兩塊牌子肅靜、回避，把公共空間變成了私人空間，或者變成了官場空間。這是我們落后于西方的第一點，就市民社會和近代社會建立公共空間的覺醒，在明清就沒有做到，我們現在很多事情落后在這一點，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制度或體制。

　　第二個，時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間的失落，知識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為本位。這話有點復雜，近代的知識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學問說話給皇帝，而是需要對公共空間發言。有個總結很有趣，是說中國明清時代的知識分子都在高談闊論，等國破家亡的時候站出來做民族英雄，但這一天老等不來，真等來的時候，按照他們的主意，國破家亡更快。這是當時明清兩代知識分子的特點。知識分子應該做什么樣的人呢？這里我需要康德講過的一句話：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档率堑聡囊粋€大哲學家，他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特點。這句話很短，但這正是我們知識分子缺少的。公共空間就是知識分子要發言的地方，他的使命就是在公共空間敢于對國家、社會、民族利益表達自己的意見。

　　康熙皇帝領導著紀曉嵐先生編成了一套《四庫全書》，花了9年時間，是中國文化的萬里長城，把過去中華文明最優秀的東西全集中在一起，當然也有很大的遺憾，就是清王朝把不利于自己的一些東西都刪掉篡改了，不過說到底它還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在這9年當中西方發生了什么？瓦特發明了聯動式的蒸汽機；德國造出了第一座鐵橋；英國造出了第一條鐵軌；法國完成了熱氣球的飛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國科學院在波士頓成立。如果說這是自然科學，那么社會科學呢？亞當·斯密創立了《國富論》；盧梭創立了《社會契約論》，與此同時歌德、孔迪亞克都有關鍵性的創造。這一比就發覺頭有點暈了，同樣的9年，我們總是在收集整理，他們在面向未來，在實驗室里工作，我們在咬文嚼字，這就與他們拉開差距。幾十年以后，兩個文明打起來了，我剛才說的是18世紀的后期， 19世紀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打起來了，打的結果我們知道，中國慘??！

　　慘敗告訴我們，中華文明確實有足夠的民族性，但是缺少了時代性，這是大問題。今天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是全世界第一，在文化理念上我們是不是還要追趕？每次去國外，看到中國展出的永遠是京劇臉譜、針灸和陰森森的幾個老人雕像，永遠不親切，不能讓大家感到好。怎么可以這樣呢？一定要大家看到真正的親切，這樣我們的民族性才能活起來，才能讓時代性中加入中國人的生命力。 （根據余秋雨在南京圖書館的報告整理編輯，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