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曹操墓之辯因非學術力量介入淪為利益之爭

關于曹操墓真偽的爭論，在歷時8個多月后，依然沒有定論。對這場曠日持久討論的關注，恰恰是因為它可以成為我們觀察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標本。

　　如今，這場爭論仍在繼續。一邊是有人不斷拿出各種證據：9月18日，120名專家學者在河南安陽舉行了“曹操高陵考古發現專家座談會”，初步達成了一個共識：西高穴2號大墓應該是曹操墓。

　　一邊是有人鍥而不舍的反駁質疑：8月21日，23名專家學者在江蘇蘇州發起“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并一致認為：安陽“曹操墓”在發現和發掘過程中，存在人為策劃、蓄意造假的行為。


　　局部“共識”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質疑，乃至“派別”對立。在這場爭論中，“挺曹派”和“反曹派” 各方，都不斷通過媒體、博客、微博等方式發出各種聲音，爆出各種猛料，一場學術爭鳴正在演變為道德誠信之爭、法律責任之爭。

　　在這一過程中，當有人拿身體乃至生命打賭發誓、有人直言爭論背后的利益訴求時，人們不禁感慨：爭奪在上升，水平線在下降；利益在升級，獲取的手段在降級。

　　不管是“挺真”或“證偽”，對曹操墓的爭論已經成為一個寄托了各方復雜情感的社會公共事件。與曹操墓真偽相比，我們更關注的是，這一事件能否引發我們對其背后一些問題的思考，比如學術公信力的保障、文化與利益的關系、觀點爭鳴的尺度與風度……

　　學術判斷應有“程序正義”

　　陳少峰

　　參與該問題爭論的學者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從此都應當遠離利益的漩渦，都應當重視建立一個學術判斷上的程序制度，由此來破解主觀武斷和猜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各界對曹操墓真偽的爭議已經白熱化，而且爭議的方式和焦點都已經超出了考古鑒定和歷史學者解釋的學術范圍，演變成爭議各方相互猜忌、缺乏游戲規則的紛爭以及類似于莊子所謂“是非無定”式的“懸案”。

　　實際上，我們將爭論各方的意見歸納起來，還是可以看清兩個要點。一方面，所謂的“曹操墓”可能是曹操眾多惑冢中的一個，這個惑冢和曹操墓還是兩碼事。即使確認其與曹操有關，恐怕也只能斷定為“曹操惑冢之一”。另一方面，從數量上說，不少考古學者傾向于認為它就是曹操墓，但是也尚未能完全解答其他學者或者民間人士的質疑。同時，對此我們還可以澄清兩個問題：所謂的曹操墓是否造假，該問題與學術無關，不能與它是否曹操墓之問題混為一談，該問題需要有關方面組織專業調查隊伍針對舉報或者質疑做出客觀審慎的調查；因此，目前可以暫時不做出結論性的判斷，因為無論是判斷主體的選擇還是就時間安排的要求來說，程序或者研究方面仍顯得不完備或者不完整。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假以時日，經過嚴謹的科學分析，該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總會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結論。但是，問題在于，目前不僅沒有沿著這個方向邁進，甚至呈現了不少值得憂思的問題：為什么一個理應由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專業學者評判的學術問題，卻受到學術獨立性的質疑或者遭遇不信任？學術的公信力是否已經不存在？非學術的各種力量的介入和干預明顯促進了人們對結論科學性的懷疑，為什么有關機構和個人依然樂此不疲呢？是什么原因妨礙了在此一問題上公正性與信任的建立呢？

　　首先，本來屬于學術的問題，因為各種非學術力量的介入或者學術力量的非正常介入，已經演變成利益問題，包括旅游、學術權力即解釋權以及利用此機會個人出風頭等等。實際上，旅游方面的利益考慮本來并非不合理的考慮，關鍵是旅游獲利的動機如果太突出，在缺乏嚴格論證之前地方政府過早介入，以利益凌駕于學術判斷之前或者之上，以及當事的有關學者缺乏包容學術批評的態度等等，都會適得其反，造成學術公信力的喪失。

　　其次，就學術上看，長期以來一些學者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學術公信力的嚴重下降。是否曹操墓及其是否涉及造假的鑒定，本來是可以通過學術研究和研討來解決的；學術在此事上的公信力應當取決于科學態度和程序正義。第一，判斷者需要學術上的獨立性，就是要請獨立的第三方、特別是具有專業能力的獨立第三方做鑒定和判斷，參與考古挖掘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回避。第二，信息應當全面公開，包括要召開論證會，必須請觀點對立或者質疑的一方人士參加。第三，必須能夠釋疑，釋疑方面不僅要釋專家之疑，而且要釋公眾之疑，只要疑惑不是惡意的就應當得到回復或者解答。第四，該問題的判斷需要一定的時間，包括收集資料、比較證據、聽取質疑等。特別是假如該問題還在進展中，就應當等相關部分的考古進展結束或者總體上結束的時候再得出結論。第五，最終的結論應當聘請對歷史、考古乃至對曹操有研究的各類權威專家參與細致的討論和鑒定，對于不同意見也應當如實公布。

　　再次，從這個事件的演變過程來看，我們知道學術上假如要保障公信力，就要保障審慎、客觀、公正(程序)，包括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分析和做出結論。在研討曹操墓的真偽時，應當是以學者作為主體的獨立判斷。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目前為止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行政和學術的結合速度太快，得出結論的速度太快，對立的態勢發展得太快，由此引發的質疑也難以避免。在此情況下，非學術力量的介入越突出，或者學者與非學者同時介入的程度越深，學術的公信力就越低；大眾對此事的信心也就更加不足。

　　因此，參與該問題爭論的學者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都應當遠離利益的漩渦，都應當重視建立一個學術判斷上的程序制度，由此來破解主觀武斷和猜疑。同時，關注學術公信力的有關各方，也應當思考怎樣以誠信、程序正義和嚴謹的態度來從事科學研究和科學判斷。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在利益面前保持一份淡定

　　陳杰人

　　有很多群體，比如政府官員、新聞記者、專家學者，就應該在利益面前表現出一份穩重和淡定，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會隨著分工細密而進步

　　首先要看到，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多少體現了中國觀點多元和學術爭鳴的進步。從實質上看，曹操墓真偽之爭，本來應該是個事實之爭和學術之爭，焦點應當主要集中在出土文物是否造假、文物所載內容是否符合三國時葬制及當時有關文化規律等兩個方面，但讓人遺憾的是，兩派實際爭論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前述范圍，轉而變得有些雜亂無章甚至無厘頭。

　　比如，當有人聲稱握有曹操墓出土文物造假證據的時候，立刻就會有媒體發出聲音，稱這個人的學歷有假、職業不詳；當有學者質疑出土文物上的內容有違三國時文化規律時，立刻就有人質疑這個人的“學者”身份；當安陽有關方面拿出證據據理力爭曹操墓真實性的時候，立即就有人說安陽方面將在曹操墓開發中獲利多少多少，云云。

　　更加詭異的是，在這場本應為文明而辯的爭論中，網絡和其他媒體被充分利用起來，論辯參與者在網上肆意謾罵、無端造謠、惡意論證、人肉搜索的現象時有耳聞。

　　正是因為這場爭論日益遠離理性、平和與文明，日益變得捉摸不定并陷入規則虛無主義，盡管近一年過去，爭論一直未有結果，爭執雙方既沒有說服對方，更沒有說服旁觀的民眾。從某種意義上，這場爭論如果繼續如此以往，不僅不能解決曹操墓真偽問題，甚至還會傷害到中國現代社會文明談判的氛圍和規則體系，傷及有關文明和文化的秩序與氛圍。

　　首先，這場本應解決文物考古結果真實性的爭論，不僅沒有達到既定目標，反而讓人們產生一種疑惑的感覺——是不是中國過去的很多文物定位都有問題？基于這一疑問，文物考古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受到了廣泛的質疑，文物工作的嚴肅性與文化教育功能在公眾心目中大打折扣。

　　其次，盡管安陽方面口口聲聲稱對曹操墓的認定與經濟利益沒有關系，可人們卻真切地看到，曹操墓還未定性，當地有關部門就迫不及待地將墓地辟為旅游景點并公布高額的門票價格。如此行為，能不讓人以為文物沾染了銅臭，利益替代了科學？

　　第三，“否定派”對曹操墓非真實性的考究和論辯，本是任何公民都可為之，可偏偏有人卻要打著所謂學者的大旗咋呼公眾，在自己的身份尚無完全可信度的時候，社會顯然也無法相信他的結論。如此行為，既讓公眾不滿，也讓學術的權威性受到了傷害。

　　第四，本應嚴肅的駁辯，由于摻入了很多違背常識、違背科學和違背善良情感的言行，因而變得八卦無比，如此氛圍，讓人看笑話。

　　為什么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最終落得如此尷尬結局？歸根結底還是利益的作祟。在利益的左右下，不管是斯文的還是非斯文的，統統現了原形——

　　一些地方的文物部門因為和文物發掘的結果掛上了利益之鉤，就挖空心思到處刨墳挖土，而罔顧考古工作和文物保護的基本法律原則和技術原則，甚至不惜以不嚴謹論證的方式來匆匆認定文物；一些學者在維護學術權威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將自己牢牢地綁在了利益鏈上，他們所說的話貌似學術分析，實則是利益控制人的傳聲筒和蒙騙公眾的工具，學者的學術公信力自然降低；甚至一些媒體，也樂于卷入利益之爭，因為它知道，只有卷入了利益，才會有利益的機會，在利益面前，人們當然不能指望它還會說公道說話……

　　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我們不應該也沒有理由否認利益的正當性和人們趨利避害的本能性，但市場經濟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分工細密、職責分明、義務穩定的規則社會，這些分工所形成的職業界別或者人的社會角色定位，決定了他們與牟利性的距離，有些群體，如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其天職就是營利，但還有很多群體，比如政府官員、新聞記者、專家學者，就應該在利益面前表現出一份優雅、淡定和灑脫。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會隨著分工細密而進步，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能按部就班正常運轉。否則，當所有的群體都一窩蜂似地撲到利益之上，利益就會蒙住人們的雙眼，社會也就失去了穩定的規則。

　　(作者為中南大學倫理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