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鈞眼中的方力鈞：自己很受用暴發戶的感覺

一個知名藝術家，被人說得久了，難免想跳出來說一下自己，做一個關于自己藝術生涯的“正史”。這發生在名利雙收之后的自我“滌蕩”需要一點勇氣，或者這也是另一種辯解

　　方力鈞個展開幕那天，北京大雨傾盆。今日美術館里仍然人流如織，人們在接待處簽到、搶畫冊，亂作一團。

　　此前兩天，包括方力鈞在內的20位當代藝術家作為“中國當代藝術院”成員被請進中國美術館，這一舉動被很多人認為是官方意識形態對于當代藝術的又一次接納，在展覽的研討會上，方力鈞并未到場。但是，云集到京的批評家們大多來到今日美術館為他捧場。

　　方力鈞拽著一個又一個老朋友，在巨幅油畫前合影。他擺出各種姿勢，側身、背面、扭頭，臉上堆笑，被攝影師隨意擺布。

　　他沒有在自己的個展上講話。他不喜歡那樣的儀式，每次面對人群和大批媒體，他總是惜字如金，面對質疑，他會拋出一兩句心不在焉的回答跟著玩世不恭的笑容。在媒體眼中，他算是不好接觸的，但如果單獨談話，他會認真傾聽每個問題，答案里包含著歷史背景、個人分析和精彩的比喻，你以為什么都回答了，但是仔細一想，又等于什么都沒說，都是太極。

　　他更愿意擺出“史料”，讓人們自己分析。就像這次呂澎任學術主持、郭曉彥做策展人的展覽上，從三樓開始全部都是文獻，有他兒時的手稿、實驗失敗的廢畫、敝帚自珍的筆記……盡量陳列出每一幅畫背后的時代，包括那年代報紙的社論、經濟體制的改革和80年代的政治風云。

　　“人們都說我畫的光頭多，我去統計看看到底是多少張……把自己透明化?！边@是他努力搜集這些文獻的目的。

　　如果說中國當代藝術進入大眾視野是從2005年之后，那么方力鈞成名至少要比這早十年。

　　經歷了“八九現代藝術大展”的混亂，又在之后不久特殊的政治氣氛下畢業成為“盲流藝術家”后，方力鈞走進圓明園和宋莊，成為標志性人物。不過，“醬油拌面條”的窮苦生活對于方力鈞只是短暫的插曲，1992年之后，他就再沒有過經濟上的問題，“我有了很多的錢?！彼寡?。那一年他第一次賣作品，澳大利亞的一家美術館以1500美金收藏了三幅畫。之后，他的畫已經漲到每幅一萬美金。

　　那個年代，思想界仍死氣沉沉，空氣里彌漫著硝煙的氣味，人們的態度并不是憤怒和反抗，更多的是茫然無措。態度無法從正面表達，經過擠壓就成了潑皮。方力鈞畫面中的笑臉太適合做那個年代的形象代言人。批評家栗憲庭給他貼了個“玩世潑皮”的標簽。方力鈞說不清這個標簽對自己是提升了還是限制，但他清楚“畢竟從這個標簽里得了好處。再說不好就不對了”。那些嬉皮笑臉的畫面通俗、艷麗、明快，太符合西方對中國的簡單想象，于是印在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巴媸啦ㄆぁ焙痛藿〉膿u滾樂、王朔的小說一起，成為中國上世紀90年代初的精神象征。

　　從那開始方力鈞成為體制外藝術家的代言，出國參展、被美術館收藏，西方政客、商人、學者陸續造訪工作室……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的際遇、態度、生活方式、畫面中的氣息都有某種抗爭得勝的意味。與此同時，王廣義、岳敏君一批同質藝術家被集體發掘出來。那時還沒有太多批評的聲音。在那個龐大且冷酷的機制面前，他們是“說不”的英雄。

　　2000年之后，中國的暴發戶們度過了比賽摔酒瓶子的年代，更愿意比賽誰和藝術的關系親近，方力鈞們開始出口轉內銷。又5年之后，中國當代藝術價格暴漲，他們又從文化英雄變成市場寵兒，批評聲隨之而來?！盀殄X畫畫”和“永遠只畫光頭”成為詬病方力鈞的兩件常規武器。之于前者，方力鈞的態度是嬉皮笑臉，“對，我喜歡錢，我是個拜金主義者?！敝诤笳?，客觀地說，他一直在悄悄改變。只不過“光頭潑皮”風頭太勁，把其他都蓋住了。三四年前，他一直在做一些裝置作品：一群光著身子的人體被壓抑得如沙丁魚罐頭般放置在透明容器內，面容扭曲，像福爾馬林浸泡的標本。沒什么商業賣相，沒什么人留意，但卻是藝術家的態度。方力鈞的畫面里不再有光頭，而是某種隱喻……

　　更近一些的作品也同樣如此——一本翻開的大書，表面幾頁繁花似錦，有妖艷的葉片和飛舞的蝴蝶，隱藏著的內頁卻是滿地骸骨和蠕動的蛆蟲。方力鈞一直不愿意為自己的創作劃分節點，他說那不是用語言表達的范疇，但是如果有心，從畫面里能看得出來。

　　至今，方力鈞仍然不給自己的作品命名，仍然不承認自己的作品中有社會擔當。

　　我們不能只是被動地抱怨

　　中國新聞周刊：你自己統計作品數量出版，把自己透明化的目的是什么？

　　方力鈞：我想做幾個東西：一個是像年鑒樣的，有一些背景、學習、或者是社會的文化的東西，沿著藝術的這條線索下來，也包括自己學習創作的重要方面，這是核心的一本；另外兩本：一本收集盡可能全的圖片。重要的作品盡可能保持沒有遺漏，讓大家都一目了然。大家喜歡說我畫的光頭比較多，看這個能知道到底畫了多少張光頭；另外一本收集了目前能找得到的出版的文字，哪怕就一個展覽的消息。

　　做這個事的目的，是為自己也是為別人留下資料。有的美術評論是不顧歷史事實的，包括一些很有資格、名望的批評家理論家。但說到最后，責任在藝術家自己，因為從來沒有人提供過翔實的根據，這個工作如果藝術家本人不參與的話，誰都沒有辦法去整理。

　　這可能也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一項工作。好像一粒種子，存活下來，在土壤中吸收水分，跟別的小苗比誰的生命力強，終于在多年之后結出果實。我們看到的當代藝術都是結出果實的現狀，之前的事情大家不是沒有興趣，是沒有機會認識到。我們不能只是被動地抱怨，也應該身體力行做一些比較實際的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藏家或者一些你作品的買家會不會不愿意你透明化？

　　方力鈞：我希望比較健康的收藏、研究。炒作、耍弄收藏和市場的人，我們希望把他們排除在外。(透明化)對自己肯定是有利有弊的事情，做的時候想到的利處多一些，弊處想得少一些，可做完之后呢，可能會發現它有很大的弊處。

　　對于一些批評家也是，這個東西沒拿出來之前，他們可以隨便說，不用做功課、做研究，有了這個東西，就會變得很煩了。但通過這樣的工作，能凈化我們行業的生態系統。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畫從90年代初就有很好的市場，和那些近幾年暴發藝術家心態應該不一樣吧？很多批評說你就是為了錢畫畫。

　　方力鈞：我肯定是暴發戶。即使我從80年代賣作品賺錢了，我現在也還算暴發戶。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這是時代的原因。我自己也很受用暴發戶的感覺，我的幸福和問題都是源自暴發戶的這個基礎。

　　別人說我是為錢畫畫，說的不是我，說的是他們自己。你是什么樣的人，才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點上。物質和銅臭可以讓我們幸福，不應該(用這個)攻擊我們。

　　中國新聞周刊：有一種說法，90年代你們的作品成名是被操縱起來的，比如說栗憲庭曾指導你們把尺幅放大到多大，強調某些符號等等，這是真實的嗎？

　　方力鈞：藝術家和批評家的關系其實是動物和動物學家的關系，到底是動物學家指導了動物的存在，還是動物存在產生了動物學家，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但是，如果動物學家為了更好地研究動物，把動物圈在籠子里，造了動物園，你就很難判斷，這個動物是假裝的還是自己愿意那么做的。

　　面對強勢如何讓自己舒服一點

　　中國新聞周刊：你賴以成名的那些符號，在最初選擇畫的時候是完全下意識的嗎？所有意義都是后來被外界賦予的？

　　方力鈞：那是當時的經濟狀況、居住環境、技術手段、能拿到的視覺材料，都加在一起的結果。其實我對于語言有非常精確的要求，在創作初期的時候不知道最后會是什么樣子，創作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岔路，所有的精力都用來找到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的感覺。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現在過于看重和依賴文字對圖畫的闡釋了。其實視覺語言更加直接一些。

　　中國新聞周刊：評論家們說，西方看待中國當代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品的政治背景解讀，如果真的抽掉了政治背景，中國當代藝術還能留下什么？

　　方力鈞：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政治是一個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對于個人來說，政治的裹挾是不可能躲避的。不是光在中國，戈雅之于宗教裁判所，米開朗基羅之于美第奇家族，都躲避不了。

　　中國新聞周刊：更年輕的一批藝術家是否沒有那么多的時代背景，更個人化？

　　方力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畫的，體制就是那樣的，當你通過努力證明了你是可以存在的，可以表達你的想法的時候，一定會有第三方跳出來說，你們兩個(編者注：指體制化的和故意反抗體制化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如果第三種出現，能存活下來的話，第四種、第八種，都會陸陸續續出現。從話語的權力上來講，早一點做這個事情的人，是自掘墳墓，后來更加自由環境中的人會把之前人們的努力掩蓋掉。你說的年輕藝術家一出手就和別人不一樣，這其實是讓我們欣慰的一件事情。

　　更多的掙扎只能毀滅得更快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體制開始認可當代藝術，包括你們加入當代藝術院，外界說你們是回到體制內了，你同意嗎？

　　方力鈞：自由本身就意味著可以有各種選擇。社會里有少數人不知道為什么就非得見人就咬，這樣做會很不得人心。再說，那研究院也不是一個實體，不給發工資，不下達創作任務。

　　中國新聞周刊：你一直在說你沒有興趣和能力去承載社會價值，這是你“去崇高化”的一種姿態，還是真的這么想？

　　方力鈞：我不相信所謂有承載社會價值想法的人，真的能創造出他想象的那種有社會擔當的作品。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當你真正覺得自己就是救世主，你連個體的生命都不尊重的話，你的作品會是什么樣的？對我來講，我就是完全以個人化的，個人體驗為出發點進行創作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藝術家有他的基本職責嗎？

　　方力鈞：每一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判斷，我沒權力去規定別人。我不一定要去做一個對立面。當然，在某一個時間段，做對立面是你唯一的職責，比如在文革的時候。而在目前的情況下，你需要分清，哪些東西是真正有價值的。有一些東西有欺騙性，令人眼花繚亂，稍不留神就會陷入誤區。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你覺得所謂知識分子的意識和社會擔當是重要的嗎？

　　方力鈞：對于知識分子的擔當能改變這個世界，我是比較悲觀的。很難說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就是一個積極的結果。在不適合的情況下，更多的掙扎只能讓自己和集體毀滅得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