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銘》“假拍”風波真相:又是媒體炒作？

8月21日，北京的《華夏時報》發表了長篇“打假”文章:“《砥柱銘》4億元天價疑局——業內人士透露實際成交價8000萬元，律師呼吁北京保利公示信息”。該報記者本著打假英雄舍我其誰的無畏精神，深入收藏界“可靠渠道”，緊緊抓住《砥柱銘》在拍賣后的納稅額這一核心，從北京東城區工商分局獲取翔實資料，而且還追蹤了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成立五年來的歷年稅收情況，甚至調查了公司負責人“z先生”行業和家庭背景情況……

　　文章一出，天下嘩然。記者站在維護社會利益的立場，撰寫出證據如此豐富、思路如此嚴密的文章，而我們又身處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網絡傳播的速度何止一日千里，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于是這篇文章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俄浦憽返摹凹倥摹憋L波由此產生。

　　“假拍”風波影響面之廣，本人有著深切的體會:自從這篇“打假”文章發表以后的十天間，與北京的收藏界朋友見面，大家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知道嗎，《砥柱銘》真實成交價格其實才八千萬！”——這讓我回想起數十年前中國人見面的問候語“你吃飯了嗎？”一樣頻繁，多少帶著黑色幽默的味道。不止是在北京的收藏界，還有國內各地，甚至遠在香港、紐約、大阪和溫哥華的朋友也來詢問。一石激起千層浪，“假拍”惡氣，臭浪熏天，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假拍”事件為何令人震驚？

　　《砥柱銘》的拍賣，出現在今年6月3日北京保利春季大拍的夜場上。恰巧，本人也參加了這場著名的拍賣會，所以也成為《砥柱銘》拍賣的目擊者。其實，拍賣場上的目擊者往往并不重要，因為我們常?？吹降闹皇鞘录谋硐?。

　　《砥柱銘》“假拍”的震撼力為什么來得如此迅速、強烈而廣泛？我的理解至少有四大原因:

　　1.《砥柱銘》是我國北宋四大書家之一黃庭堅的名跡(盡管有學術爭議)，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貴的藝術品?！俄浦憽返默F場槌價是3.9億元人民幣，加上12％的傭金，其總成交價是4.368億元，一舉打破了此前由元青花《鬼谷下山罐》所保持了五年之久的中國藝術品最高成交紀錄(元青花《鬼谷下山罐》，是在2005年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拍賣成交，當時的成交價折合人民幣2.3億元)。在經濟社會里，經濟的力量力大無比，最貴的藝術品金光閃耀，往往會被人們誤以為就是最好的藝術品，這種錯誤觀點普遍存在于收藏圈外。這就是《砥柱銘》“假拍”之所以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首要原因。

　　2.在世界藝術品市場上，北京市場異軍突起，成為世界第四大藝術品交易平臺，特別是經歷了金融風暴之后，中國市場一枝獨秀，大有趕超歐美和香港的勢頭。尤其在涉及中國藝術品的拍賣上，北京市場的力量不可小覷，天價迭出，其本質是爭奪市場的話語權和定價權。由于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接近4億(中產階級的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藝術市場發展水平的最堅實的基礎)，事實上，世界各地拍賣的中國藝術品的買家，也大多數來自中國內地，或者是華人。這也是世界關注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3.承擔《砥柱銘》拍賣的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雖然成立只有五年，然而表現搶眼，風頭十足。特別是在今年的春季大拍上，北京保利于6月1日至6月5日，經過五天的鏖戰，以總成交額超過人民幣33億元，刷新了中國藝術品單季拍賣成交額的世界紀錄。從而“以舍得一身禍”的姿態，把北京嘉德(春拍成交21.28億)從雄踞國內行業龍頭老大的交椅上拉了下來。同時，北京保利也把它們的老前輩香港佳士得(春拍22.9億港元)和蘇富比(接近20億港元)甩到了身后。一路絕塵的北京保利，在硝煙四起、利益沖突的商戰中，就這樣殘酷而勇敢地站到了風口浪尖之上，自然也就成為行里行外打量、分析和議論的焦點。4.遠在《砥柱銘》上拍之前，關于《砥柱銘》的斷代學術問題、來歷問題、估價問題等等，就已經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特別是加上媒體的炒作，《砥柱銘》事實上成了人們街談巷議的一則社會新聞。在我看來，這次《砥柱銘》的“假拍”風波，是前面所提問題在拍賣后的后續反應，也可以理解為又一次媒體的炒作行為。

　　媒體的勇氣與黑色幽默的味道

　　假拍問題，是國內藝術品市場上一直存在的惡習，是人人厭棄的老鼠屎，這是不爭的事實。它直接危害到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健康發展，坑害收藏家，令中外正直的人們所詬病。然而，由于假拍事涉買、賣和拍賣公司三方或者其中的兩方，因為利益的干系，他們手段隱秘，外界很難求證，打假行為就變成了十分艱難的苦差事。而擔當社會輿論監督的中國媒體，其實一直在與假拍行為作斗爭。我本人也參加過這樣的打假行動，然而遺憾的是，成功的打假行為，往往拍死的都是“蒼蠅”，所以對阻止藝術市場假拍行為的威懾力畢竟有限。

　　北京的《華夏時報》這次成為了真正的打虎英雄。他打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貴的藝術品；調查的對象是中國拍賣業的新晉狀元北京保利；劍指的是人人厭棄的老鼠屎——假拍問題。在這個出發點上，《華夏時報》擔當起了社會輿論監督的責任，理應贏得人們的尊敬。

　　作為一名行業的記者，我對采寫這篇報道的記者抱以尊敬的態度。理由如下:

　　1.他在采訪這一事件時，腿腳勤快，反應敏捷，甚是用功。他調查的范圍比較廣泛，從行業內幕人士、資深人士，到工商局，也采訪了北京保利公司本身，甚至還調查了相關人員的背景。

　　2.他在采訪的方法上，有板有眼，合法有據，看似滴水不漏。據我所知，記者要想得到工商局提供的相關數據，比較麻煩，最好的辦法是聘請律師介入。從這篇報道上觀察，他們顯然邀請了律師的參與。

　　本來以為，我們可以從《華夏時報》很快得到北京保利的回應，然而沒有。

　　我覺得不能讓《華夏時報》孤軍奮戰，于是也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前往北京保利采訪，詢問有關《砥柱銘》拍賣及稅款事宜。

　　令我大為吃驚的是，北京保利拍賣公司的辦公室主任陳零初先生立即向我出示了該公司代《砥柱銘》賣家向稅務機關繳納個人所得稅后的存根。存根顯示，計稅金額為3.9億元，稅率為2％，實繳稅金780萬元。我指出，為什么要把納稅人身份信息用膠布蒙??？陳零初先生解釋說:“根據相關規定，我們北京保利有義務為當事人保密?！?br/>
　　同時，陳主任也坦陳，“購買《砥柱銘》的貨款并沒有全部到賬。因為4億的資金量，對于任何收藏家個人或機構，都需要一定的籌款時間，我們已經與買家達成了付款的協議?！睂τ诖髽说呐馁u品的分期付款，是行業慣例，中外皆然。

　　所謂《砥柱銘》“假拍”風波的真相，卻原來竟是如此的簡單明了，因為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在《砥柱銘》的拍賣活動中，就根本不存在“假拍”！

　　針對《砥柱銘》拍賣的打假，又讓我們感受了一次黑色幽默。

　　一次有嚴重瑕疵的新聞質疑

　　回頭再讀《華夏時報》的相關報道，發現疑竇叢生，我以為需要媒體反思的地方實在不少。

　　1.面對紛繁復雜的新聞來源，媒體一定要履行切實核實內容的義務，不可偏聽偏信，否則就容易產生誤傷現象。而這篇所謂的“打假”《砥柱銘》的報道，基本線索幾乎全都來自于類似“業內資深人士”、“業內人士”、“內幕人士”這樣像影子一樣的人物。事實上，混跡于藝術品市場里的所謂“業內資深人士”比比皆是，他們道聽途說，然后添油加醋，憑空想象，胡說八道。甚至有些利益相關者的攻擊性言論，記者更應該小心求證，一旦偏聽偏信，就很容易給那些合法的經營者造成嚴重傷害，而《砥柱銘》“假拍”風波就屬于這類事故。

　　2.輿論批評首先要對事不要對人，等到把事情調查清楚了，你再揪出造假的人也不遲，而不要在是非不明的情況下，你就先來一悶棍，打了你再說。這樣很容易給那些無辜的人造成傷害。這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許的。比如在這篇打假文章中，十分詳細地介紹了保利執行董事z先生，說他“精于謀算、作局”，甚至還扯到了他的父親。其實誰都知道，這位z先生就是趙旭。事實證明，保利拍賣《砥柱銘》并沒有“假拍”，而如此這般含沙射影地指責趙旭先生，的確不應當——且不說趙旭沒有參與這次“假拍”，假使真的參與了，也與他的父親無關。

　　3.打假批評報道，一定要適時適度，否則很容易給同行業造成不必要的猜忌和傷害。如今的拍賣企業，利益攸關，競爭激烈，尤其是在當下這個節骨眼上，出了這樣一篇錯誤的打假報道，往往讓人聯想到其背后是否受了利益相關方的蠱惑？我愿意相信這不是事實，而是記者出于肩負社會監督的責任心使然，但是從結果看，良好的動機與實際效果背道而馳，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幸好，由我國著名財經名記水皮先生擔任領導的《華夏時報》，及時發表了后續報道:《北京保利澄清“假拍”說》，表明了保利拍賣《砥柱銘》并沒有“假拍”的事實。亡羊補牢總是件好事，但由此給保利帶來的傷害、給我們帶來的思考卻不會到此為止。孫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