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砥柱銘》天價成交：何以天高云淡

何以天高云淡(冷眼觀潮)

　　——從黃庭堅《砥柱銘》天價成交談起

　　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又多了一個歷史刻度：2010年6月3日，北宋黃庭堅書法長卷《砥柱銘》(上圖為其局部)于北京保利五周年拍賣會上，以4.368億元人民幣成交，創造了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拍賣新的世界紀錄。

　　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件，更是一個值得展開的話題。

　　學術的分量有多重

　　許多年前，就聽說了日本有鄰館收藏并陳設有一些重要中國文物與藝術品，聽說了他們有意出讓其中的一部分，也在境內外拍賣場上見過其中的幾件，但沒有想到，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能見到他們識之為鎮館之寶之一的黃庭堅《砥柱銘》出現在市場上。

　　因為是臺灣人士策動從日本高價回購了《砥柱銘》，所以，便有了對黃庭堅書法有著數十年浸染的臺北故宮博物院指導委員傅申先生洋洋兩萬言的文章。這篇文章坦陳作者對于《砥柱銘》從存疑到肯定的思想過程與心路歷程，從中可以感受到推翻舊案的激越，又可以學到見微知著的謹嚴。我們也許因此而有了一個更大的收獲，這就是：學術，是可以四兩撥千斤的。

　　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從20世紀90年代初發力復興至今，各門類此起彼伏，時領風騷，惟中國古代書畫類進而不展，令人糾結，所以如此，就在于贗品之憂揮之難去。因為中國歷代文物與藝術品收藏之文獻基本闕如，少量存世者又多語焉不詳。乾隆朝開始編纂的大型工具書《石渠寶笈》與《秘殿珠林》，雖然把關甚嚴，卻對皇家涂鴉大開其門；雖然盡力考證，卻也是閉門造車，不及勘正；雖然記錄詳實，終究是有文無圖，難以定鑒。一個多世紀的外敵入侵、內亂頻仍，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畸形發展，不僅建樹甚少，且是國門洞開，大盜小偷，內外勾結，致使文物流失，損毀無數……如此，到了政通人和、國阜民富、上上下下都有收藏之期，中國古代書畫也是重疴難起，開始是依賴幾位健在老專家“臨時碰頭拿主意”而時有作為，卻也時遭非議；然后是依仗《石渠寶笈》與《秘殿珠林》而不顧一切，大舉前行，卻不乏冒失之態。本來就不充足的學術力量或者所言無人聽，或者所說不由衷，或者所為不著調，久而久之，中國古代書畫市場基本處在自說自話狀態，雖然相關圖錄也是引經據典，卻是幾與學術無關，最少是與當代學術無關。

　　此番黃庭堅《砥柱銘》的天價成交，應該是當代學術的一大成就。此前，關于黃庭堅《砥柱銘》的研究與評價并不令人樂觀。這件北宋時期的作品到了南宋，即得大收藏家王厚之青睞，后為權相賈似道收藏。明代末期，又入了當時書畫收藏鑒定大家項元汴法眼，項氏于其上鈐蓋有60余方印章，可見其珍惜程度?？墒?，到了乾隆時期，此作被認為贗品，人們對之有“諸多猜疑”。因此，這件重要作品一直為民間收藏，從未進入內府。所以，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鑒賞印中，沒有一方歷史公藏印信。而且，在這些年出版的關于黃庭堅書法著作中，或者不提及此作，或以存疑方式處理。因此，《砥柱銘》此番回流上拍，是有著極大風險的。也許是日本有鄰館多年來識之為重器，也許是傅申的考據文章做得有理有力，也許是學術界關于《砥柱銘》的認識達到了相當程度的一致，進入拍賣之后，雖然起價就是8000萬，且競價臺階以百萬計、千萬計，各方是互不相讓，得手者最終更是以兩個1000萬而表現志在必得。這一結局的重要意義并不完全在于其價之高，還在于和這些年天價成交的那些文物與藝術品比較，很少有如其一般，不為歷代內府所重，不為《石渠寶笈》與《秘殿珠林》所載，而有如此禮遇。這表明當代收藏界對于當代學術界的重視，但愿當代學人能不負眾望、不違天時。

　　未來的空間有多大

　　《砥柱銘》在拍賣之前，質疑之聲時有所聞，所疑在其身世；高價成交后，質疑之聲亦有所聞，所疑在其身價。

　　去年，有兩件宋代的書法作品過了億元，一件是中國嘉德的《宋名賢題徐常侍篆書之跡》以1.008億元人民幣成交；一件是北京保利的曾鞏《局事帖》，以1.0864億元人民幣成交。這兩件書法作品也都未曾入藏清宮，但都為當代鑒定大家徐邦達述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三件作品有著相同的市場起點。

　　《宋名賢題徐常侍篆書之跡》上有宋人手跡多則，知名度高者則是朱熹，所書不過數行，且不算經典。曾鞏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書法作品傳世不多，影響有限。與之相反，黃庭堅之《砥柱銘》不惟黃庭堅是中國書法史之“宋四家”之一，且此作乃大字行書，卷帙巨大。一方是高頭大卷，一方是只言片紙，就作品的體量大小與內涵豐儉而言，自不是一個等量級。以前者的價格而推論之，后者是足以高企數億的?；蛘哒f，其高位成交是合情合理的。

　　重要的是，中國文物與藝術品無論如何，還遠沒達到其市場高度，因為其歷史的悠久性、學術的深厚性、藝術的獨特性以及中國國力民情的匹配性等等因素給其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推動力。

　　撇開中西雙方博物館所藏文物與藝術品不論，可以進入市場的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就其質量而言，完全不亞于西方文物與藝術品，而雙方的市場價位依舊處在不等位置，雖然其間的距離在不斷縮小。多年前，記者在一份市場調查中，曾經類比過畢加索與齊白石。其時，二者作品的市場價位距離是40倍。如今，畢加索作品的最高價依然是2004年以1.04億美元成交的《拿煙斗的男孩》，當時約合8億元人民幣；齊白石《可惜無聲》去年的成交價是9520萬元人民幣，不計時間成本，雙方的市場價位之差約為8倍。幾年時間，雙方的距離降低了5倍，但依舊處在不合理狀態?！犊上o聲》是齊白石首屈一指的作品，而《拿煙斗的男孩》并非畢加索的代表作，如果畢加索的《亞威農的娘兒們》與《格爾尼卡》面世，之間的距離一定會恢復到40倍甚至更多；目前，畢加索的一般性油畫作品多以數百萬美元交易，而齊白石的一般性作品還在5萬美元上下波動，其間的距離還是40倍左右；畢加索的作品已經退位西方藝術品成交價前三名之后，齊白石的作品依舊是中國藝術品的市場標桿，這一進一退、一靜一動，自然是距離的進一步拉大。

　　當然，我們可以以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起步尚晚來自我解嘲，我們可以以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力尚沒達到著力收藏的地步來自我寬慰，我們可以以中國的收藏者學術水平不高來自我消遣，我們甚至可以以中國文物與藝術品的學術力量沒有關注市場、或曰雙方結合不緊密來自我排解，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在未來還有巨大的空間，這空間既需要花費巨大的財力，更需要準備充足的人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學術的準備，否則，我們將因為幼稚而沖動、因為貧乏而茫然、因為忘形而失態，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學費。

　　在學術拓展的空間里，才會天高云淡，鵬程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