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銳：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黃銳 1952年生，北京人，藝術家。1979年參與發起“星星美展”，而其被看做中國當代藝術之發端。1984年，黃銳移居日本。2002年，黃銳進駐北京798工廠，主張利用廠房發展藝術空間，他多年來持續策劃各種展覽及藝術節活動。

黃銳 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上一次和黃銳隔桌對坐聊天，還是在2007年。彼時他正與798藝術區的物業對峙，每天爆出各種劍拔弩張的新聞，或是搞一些奇怪的行為藝術，以示抗爭。在當時的住所里，黃銳只是疲憊地喝著茶。那年年底，798被列入政府公布的《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筑保護名錄(第一批)》中。今天，黃銳搬進另一個空間，同樣的長桌、清茶，但黃銳的氣色明顯好了許多。

不是有錢，是生活方式

為什么現在我會覺得，像798這樣的藝術區應該再多來幾個？因為按人口比例算，北京有足夠的承載量。

老北京人都會記得，解放軍剛進城時，城里人口才120多萬。后來大量政府機關從外地遷來，人也越來越多，上世紀50年代末有了400多萬人。我記得小時候南城一帶有幾十家劇場，我家附近有個人民劇場，是梅蘭芳的場子，他的劇團有將近100個人。還有其他很多劇團，什么四大小生、四大花旦之類，吃藝術飯的人非常多，再加上賣畫的齊白石他們，都是幾百萬人口就可以養活的。父母帶我去看梅蘭芳的戲，兩塊錢一張票，50年代兩塊錢已經很厲害了。我們去看戲，不是因為有錢，而是需要這種生活方式。

我在成為藝術家之前，是個做皮具的工人。那時候酒仙橋一帶只有幾個很大的工廠，廠房里熱火朝天，廠房外一片荒涼。而我家住在西城區，對北京東北角的印象不過如此。我不會想到將來搞藝術，更難以預見自己與798會有這樣深度的關聯。

畫畫，是我從小就有的興趣，據說我三歲就能在地上畫畫了，而且畫得不錯。比如畫《三國》，我特別喜歡趙云，還能畫張飛和關云長。對于三歲的小孩子，我的畫風已經算是成熟，都可以畫出人形了。

我六歲開始正式畫畫。我沒上過任何學校，但是現在回憶歷史，我是科班出身———為什么呢？過去只有私塾，我的老師謝天民，是張大千的入室弟子，我家和謝天民家大概不到200米的距離，謝天民就教他兒子和我畫畫，所以我是謝天民兒子的同班同學。在謝家，漫長的時間都是在學寫字，這是幼兒教育的必修課，我現在覺得國畫挺枯燥，當時只能服從。不可否認，這幾年的學習對我的基本功影響很大，小時候在名師門下練過，出來就是不一樣。

消解革命，游戲的籌碼

我到十歲的時候，學習就中斷了。沒什么特殊的，那一代人的命運都這樣，無法逃避地經歷大躍進、“文革”等等所有的政治運動。對于青少年，這是一種理想的破壞和重建過程。我曾經是一個積極上進的三好學生，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見過四次毛澤東。

1966年8月18日，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卻是第三次見他了。在廣場上，我可能是年齡最小的紅衛兵，我只有13歲。當時游行隊伍走了幾十分鐘，最后一個節目叫“擁場”，就是小孩子們從廣場上“嘩”地一下，擁到城樓底下，很近的距離向城樓上的領袖歡呼。以前“擁場”的孩子們要手持鮮花，但是1966年時沒有鮮花，因為不合適，革命熱情不能是鮮花象征的那種浪漫。于是大家改成手拿“紅寶書”。

所有人擁到城樓底下就哭了，不約而同。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場面。我渾身冰涼，感到一種恐怖。我不可能問周圍的人為什么要哭，人家會說，你為什么不哭??？

這件事給我造成很大的沖擊，我變成了運動中一個脫離出來的角色，精神上脫離了。從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不可能和別人一樣?？奁灰欢ㄊ潜磉_愛，小孩子見到爸爸媽媽也不哭啊。我到現在都不明白那種群體的感染力從何而來，就像看電影，你突然發現自己也在電影里。

后來我做藝術，就利用了很多革命的符號。這是我游戲的籌碼，是必須要消解的人生。

798藝術區位于北京朝陽區酒仙橋大山子地區，總建筑面積23萬平方米，原為上世紀50年代由德國援助建設的“北京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即“718聯合廠”。該廠1952年籌建，1957年建成投產，建筑風格為典型的包豪斯式設計，簡潔實用。1964年718聯合廠撤銷建制，改為798工廠等六家單位，2000年整合重組為七星集團。大量閑置廠房吸引了許多藝術機構進駐，逐漸形成集畫廊、藝術工作室、文化公司、時尚店鋪于一體的多元文化空間。2003年，798藝術區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全球最有文化標志性的22個城市藝術中心之一

印象派傳到上海，未到北京

16歲我插隊去內蒙古，勞動了六年多，那是又能適應又不能適應的生活。能適應是指可以吃苦，不能適應是指精神貧乏。

剛開始非常困難，知青們完全不懂得生活，半年沒有糧食吃，就吃土豆和胡蘿卜，我體重變成82斤。后來學聰明點，我們買了一些小豬和小羊，放到農民家里養，然后給農民錢。這樣到了第二年，肉就多得吃不完了。

但是精神上的苦悶無法排解，我看莫泊桑、巴爾扎克的書，這些不可能和農民交流。也有性的苦悶，可最苦悶的時候我也不想去抱農村女孩。也有一批人在那個年代逃避現實或者超越現實，包括一些詩人，郭路生、北島，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詩歌的進步比較早，當時有內部圖書，已經翻譯了聶魯達、帕斯捷爾納克這些人的作品，詩歌的形式感，相對而言更適應革命年代。

任何文化的發生，都需要環境的刺激。我重新撿起畫畫這個工具，大約是在1969年到1971年的時候，我被派去畫革命宣傳畫。我在1979年，開始接觸到西方藝術。我在《參考消息》上看到，畢加索死掉了，但我不知道畢加索是誰。

印象派已經傳到上海，可是傳不到北京，因為被徐悲鴻他們擋掉了。后來我還是通過日本傳過來的一些畫冊，才看到塞尚、畢加索。

全國旅行，離不開北京

1979年我們一幫人做了“星星美展”，緊接著1980年又舉辦了第二屆?！靶切恰笔亲顝氐椎乃囆g運動，也是事實上的中國當代藝術發端，但是今天的主流聲音已經不再提起。其實當年“星星”游行的時候，我在所有投票的人里投了唯一的反對票。但我最后又去參加游行了。因為我是“星星”的召集者，“星星”又是游行事件的理由，是這場博弈中最重要的砝碼，我不能不去。我如果不去，其他人的責任就太大了。

我這個人是認準了一件事，就會負責到底，因為我知道做事的底線，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代價是什么。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我在廣場上貼了一首詩叫《人民的悼念》，結果被抓進去，關在工廠里的一間單人牢房。沒有進正式的監獄，這算是比較幸運，關了四個月，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給放出來了。

“四人幫”倒臺后，我也獲得平反。我從此找到了信心：不就是蹲監獄嗎，蹲一會兒就出來了，有什么可怕的？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二十來歲，就去全國旅行。我走了二十多個城市，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北京。每個城市都有特殊的味道，但我離不開家鄉。

孤獨也是一種角色

嚴格來說，我并不是最早發現大山子這些舊廠房的人，在我之前，劉索拉他們就已經租了這里的房子，還有一本叫做《新潮》的雜志也在這里制作。但是以前他們只是在這里工作，而不是保護與開發，“798”作為一個藝術區的概念，是我提出來，并且最先推動實踐的。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直到差不多整個90年代，我都在國外轉來轉去，大部分時間待在日本，感到非常孤獨。你知道，在中國雖然我同樣孤獨，可是在自己國家的歷史背景下，孤獨也是一種角色，如果一直在日本，我不可能代表日本的孤獨。

在日本我有很多機會理解商業和藝術的關系，日本的商業規則像蜘蛛網一樣細密，生活非常具體和苛刻，甚至有時候我覺得走在街上，都需要計算我的每個步子，能夠產生多少價值。人的生活時間是被處處算計的，今天的中國也在接近這種狀態，我對此非常不舒服，只好學會忍耐。忍耐不等于妥協。日本人經常講的“忍”字，只表示你承認社會現狀，但并不加入主流。而妥協，基本上是你承認，并且也加入。

奮戰在798

2001年，我決定回國找個地方，就發現了798。

當時798的廠房大量閑置，租金也很低，按照管理方的規劃，2006年之前這一片都要拆除，要迎接2008北京奧運，準備建設一個電子城之類的項目。而對于我，一看到這里完美的包豪斯式建筑，我就被迷住了。我幾乎是踏進廠房時立刻就告訴物業，說我要租下這里，我要馬上簽合同。

因為時間緊迫，物業只給了我兩年又十個月的租期，他們給所有租戶的時間都不超過三年，但這并不重要。

2002年我進入以后立刻開始裝修，我擴大了院子，拆掉了一些過于破舊的建筑。同時我把日本的“東京畫廊”介紹進來，做了“北京東京藝術工程”，它就好像是一個廣告，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藝術家來到798，把這里改造得愈發時尚和多元。

798最初只是一個理想，我們都知道這個理想是要拆掉的。我參考了紐約SOHO的興衰過程，知道把798推入市場以后，剩下的就不是我的工作了。果然沒有多久，物業就通知我們停止，他們有另外的計劃了。廠房的租金不斷升高，藝術家被要求離開。

租金門檻的提高，導致只有大型的藝術機構可以進入，這無可厚非，北京的地價、房價一直在上漲，對于一個經濟機構來說，肯定是要順應市場，有什么道理要他們去照顧一個藝術區呢？可是藝術家是真正熱愛798的人，我也不希望看到這種良好的生態被打破。于是我們開始策劃大山子藝術節，吸引媒體乃至國際社會的關注。不把798的名號打出去，誰會來幫助你？

但是很無奈，2006年底的時候，物業把我的電給停了。我從旁邊的東京畫廊拉了一根電線過來，又堅持了一段時間，終于還是在2007年撤退了。

現在798里只有我的一個工作室，沒有作品，我們只是做一些設計和文化考察的工作。不過，說798里沒有我的作品，這太謙遜了———整個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土地、房子與藝術

現在已經是后工業時代了，假如還有廢棄的工廠建筑保留在城市里，人們就會發問：“為什么你還在這里？你的成本和產出如何？你的價值，是不是可以讓你繼續留在這里？”當這些土地和房子到了藝術家手里，藝術家使用它們，能夠創造新的價值。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們必須考慮很多物質，所有東西都被商品化，一切都可以交換，我們每日每時都在談論商品這個字眼而逃脫不掉，藝術家也不例外。當有更大的利益出現時，你憑什么留在這里？所以就會有重重的矛盾出現。

2007年之后，我就去了高碑店。那邊有一些做老家具的工廠要離開，高碑店鄉就希望把這塊地方開發一下，做成一個美好的城鄉接合部，有居住，有商業，有藝術。他們找到了我，我恰好具有這樣的經驗———商業和藝術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798已經成功，無論如何開發，這里已經成為北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不沉的航空母艦了。

我跟高碑店簽了合同，但是折騰了一年，幫他們做了一個計劃，房子也裝修好了，他們就讓我搬走了。因為計劃不斷在改，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能碰到這種事，所有商品社會的想法，就是商品利益的最大化。

說到底，我們為什么還是需要藝術區呢？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里，需要藝術區這么一種空間狀態。對于一個城市乃至國家來說，有藝術區的存在，也會獲得很高的形象分：這證明了你對創造力和自由的容忍度。

采寫/本報記者 武云溥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藝術區？

- 爭鳴

798，曾經被黃銳視為一個夢，但是現在，黃銳認為798跟理想已經沒有關系了?！?98現在雖然保護下來，但是并沒有長期居住的藝術家，因為成本提升太快，連一些畫廊的生存都吃緊。798迅速變成了2000年左右的紐約SOHO，只是保護了這里的房子，沒有保護這里的人。在中國做藝術，不一定非要追求安定。但是，對于北京的大部分藝術家來說，我想他們還是有某種歸屬感的，不然大家不會跑到北京來?！?br/>
栗憲庭也說過，“798這個藝術鏈必須存在，它會解決一些社會問題，商業化對藝術沖擊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對藝術有不好的影響，一方面又給藝術家一個出口?！?br/>
現如今，有大約幾千位藝術家住在宋莊畫家村。藝術評論家栗憲庭認為宋莊文化創意產業區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

但是黃銳并不看好宋莊，他說：“宋莊太遠了，變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狀態。我發現很多藝術家去了宋莊以后，創作狀態在發生轉變，好像躲進小屋成一統了，對城市里發生的各種急迫問題來不及反應，這對藝術家不利?！庇浾咂址?攝影、袁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