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需要怎樣的動力？ 大師精神能否延續

幾個月前，季羨林和任繼愈兩位學術巨擘同日駕鶴西歸，最近我們又送走了錢學森和貝時璋兩位科學巨匠。大師們先后謝世，舉國哀悼。悲傷之余，國人也在探討大師的成長過程，質疑當下的教育。這自然是非常值得思索的，但我還有一個更放不下的問題：大師的精神我們能延續下來嗎？

　　這里說的大師的精神，有的說是熱愛學問或熱愛科學的精神，有的說是愛國精神，有的說是淡泊名利、不愛當官等等。這些說得固然不錯,但我覺得主要是兩點：忘我追求真知的精神，為了祖國的強盛而貢獻自己畢生才智的精神。這樣一種精神的培養，當然需要良好的教育體制和工作環境，這也正是當前許多人所關心的。不過這樣一種精神是否依然存在，特別是在廣大青少年中是否依然強勁有力，難道不同樣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嗎？

　　大師們所從事的都是默默無聞的工作，他們聞名于世也是后來的事情。而且即使聞名于世，其中大多數人仍然過著多年如一日的簡單生活。錢學森先生從上世紀50年代回國起，就住在“京西阜成路8號院一處逼仄的住房內”， 此后再也沒有換過。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學問，特別是獻給祖國所急需的科學事業，這樣的人今后還會有嗎？看看這些年來我國高考狀元的走向，不免讓人會產生這樣的擔憂。一份調查報告告訴我們：1999年-2008年的高考狀元們的專業選擇，明顯集中于熱門專業，而他們作出這種選擇的原因，“更多地是個人的預期收益，而非專業的預期貢獻”。

　　追求預期收益，雖然不意味著不追求真理或不愛國，但其間的思想境界差距顯而易見。對于經營人才或技術人才來說，高薪也許是對他們的能力的一種肯定。但對于真正有成就的科學家而言，太多的財富對他們并沒有什么意義。放眼古今中外，唯有放棄追求財富的人才能全心全意追求學問，才有可能成為大家———因為科學或學問需要投入畢生的精力。

　　關于大師們的精神是否能夠延續下去的問題，并非什么杞人憂天，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就連美國也開始為之發愁。2007年8月初，美國國會通過法案，鼓勵學習數理化，目的是提高美國人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水平。這說明，一些美國人不愿學習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數理化已經成風。國會議員開始擔憂，這種風氣將影響美國未來的競爭力。

　　近代科學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某種精神的追求。這種理想大體上分兩類：一類是求知，一類是強國。這兩類理想常常結合在一起，但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第一類追求在起主導作用。近代早期，也就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西方有許多人跑到東方國家來探險、淘金。但也有一些人年復一年地從事自己的科學研究，即便窮困潦倒也終生不悔。他們靠什么做到這一點？按照西方一些學者的解釋，這些科學家的精神支柱就是渴求發現這個世界的規律(也就是上帝創造這個世界的計劃)，如果“沒有這個信念，科學家的驚人的工作就完全沒有希望了” 。他們的努力既證明了人類理性的偉大和人類認識能力的無限性，同時也證明了上帝的偉大，這與文藝復興以來高度贊美人的能力與人的求知精神是一致的。

　　但對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來說，促使他們獻身于科學的首先是強國的愿望，因為他們都嘗到過落后挨打的滋味。但到今天，在世俗化和消費欲的共同驅使下，上述兩種追求都在弱化。在西方，越來越多的人在追求現實世界中的享受；在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國力日益強盛，許多年輕人對預期利益的追求正漸漸超過對強國富民的追求。像當年錢學森那樣，歷盡艱險也要堅決回國報效的例子現在還會不會出現？對此，我是深表懷疑的。

　　上課時，我常常問學生這樣一個問題：太多的錢對真正的科學家沒有什么意義，而當我們與西方國家一樣強大時，我們的科學家的精神動力應該是什么？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我想求真知和世界性的競爭，將是未來科學技術發展的最終精神動力。

　　而我們應該懂得一個基本道理：高薪能夠吸引銀行家或其他經營和技術人才，但高薪不可能制造出大科學家。大科學家的成長，一方面靠的是寬松而扎實的教育機制，另一方面靠的是以求知和以報效祖國為己任的不懈追求。對優秀的科學家來說，物質待遇是生活和工作的一個基本條件，但決不是最主要的，他決沒有時間像暴發戶那樣追求“享受”，否則他也就不是科學家了。錢老生前曾詰問：“現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條件出成果，為什么還弄不成？” 真是一言中的。由于當前的討論大都集中在教育體制問題上，所以我在這里還是強調：一個人如果帶著經濟上的收益預期來從事科學工作，那么這個人雖然可能在某個時候有所發現，但決不可能成為一個大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