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當代藝術的標準 余丁

蘇富比拍賣公司最近做了一項調查，把全球國際藝術品市場上1950年后出生、單件作品成交超過百萬美元的藝術家列了一個名單，其中中國藝術家有9位，占到全球這一類藝術家總數的32%，居世界第一。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拍出了比許多西方在世的大師作品還高的價格，這既令人振奮，又發人深省。思考的結果之一，就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當代藝術？中國當代藝術有沒有標準？如果有，標準由誰來定？進而追問什么是中國當代藝術？

其實所謂當代藝術標準問題的討論，并不是真的要給當代藝術定下什么標準，因為當代藝術一旦被某種準則所束縛，它就會失去應有的活力，而變得僵死。有關標準問題的討論，實質上是關于文化的話語權力的討論；對什么是當代藝術的追問，就是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權力話語的挑戰。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中國國力的日益強盛，中國藝術在國際上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問題是我們說什么，怎么說。中國當代藝術品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的節節攀升，喜憂參半——喜的是中國藝術終于能夠堂堂正正地活躍在國際藝術舞臺上，盡管市場只是這個舞臺的一小部分；憂的是藝術市場上流行的中國當代藝術的評價體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觀念和西方的價值標準建構起來的，因為西方人喜歡而進入市場，并借用市場進一步推廣和強化這種觀念和標準，中國當代藝術仍然只是西方的附庸，而缺乏文化上的主動性。

有關什么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問題，其實首先涉及的是當代藝術的定義，這個問題又恰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畫、水墨畫不是當代藝術，所以才會有在水墨領域中的不斷革新，如抽象水墨、實驗水墨等等。在西方藝術史中，當代藝術已經成為西方藝術史語境中的一個部分，以致大多數生活在那個語境中的人們非常容易了解什么是當代藝術——它既是西方藝術在編年史上的延續，又伴隨著西方新觀念、新思潮的不斷發展。而對于非西方人來說，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強權使得許多人認為當代藝術只有一個西方標準。中國當代藝術也面臨同樣的窘境，有些年輕的藝術家甚至提出了所謂“當代藝術本土化”的口號，認為西方當代藝術引進后，應該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就像當年引進IBM和微軟，先引進，大家都用上了以后再加以“漢化”。這無疑是把中國當代藝術看成是西方藝術的“技術引進”。如果我們承認西方當代藝術是西方藝術史的自然延續，那么，我們也應該把中國當代藝術看成是20世紀中國藝術史的自然延續。承認這一點，就等于承認了當代藝術不是唯西方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當代藝術。在這樣的語境中，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判斷才會沿著自己藝術史的邏輯發展來行進，而不是片面地采用西方標準。

當然，市場和收藏是進入歷史的必然途徑，由于國際藝術市場被西方的收藏家、批評家和策展人所引導，他們按照他們的評價標準來推介中國當代藝術，并把早年的低價收藏不斷推到市場，且不說這種市場行為能夠從中國人這里賺回多少錢，至少這種價值標準已經對中國當代藝術產生了影響。今天迎合市場的“中國制造”的藝術品每天被高效率地生產出來，正因為如此，對于中國當代藝術標準的討論變得尤為重要，因為中國的文化權力理所應當掌握自己手中，過去是，未來仍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