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的致命缺陷　李朝全

　　批評是刀。批評是手術刀，看準了病灶一刀下去，病患解除疼痛盡消。批評也是理發刀，能將多余而不雅的毛發修理得干凈利落，卻又絲毫不傷肌膚。批評這把刀要是落到別有用心或缺乏責任心的人手中，它將是一種危險的武器，弄不好得傷人傷己。刀的運用還必須遵循用刀的規則，否則它也可能被用于個人的謀名逐利。至于那些一味吹捧、肉麻抬轎的文字，那是稱不上批評的，充其量可以將其歸入廣告。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不論是作家、藝術家、文藝批評家，還是普通讀者都對文藝批評的現狀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許多人都在呼吁、倡導真正的“批評”，客觀的、科學的、說理的批評，對文藝創作真正有幫助的批評。



　　綜觀上世紀80年代以來深受西方思潮熏染下的中國文藝批評，大致存在著三方面的致命缺陷和弱點：



　　其一，批評的游戲化。文藝批評行為單純注重批評術語和規則的熟練操作，忽視創作者及作品，忽視讀者。在熟練地了解、掌握了一整套的西方文論的概念、名詞之后，似乎就可以運用這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尺度來評價和評論一切的文藝作品及創作活動。由此將嚴肅、嚴謹的文藝批評這一學術活動降格為語言游戲。在英美新批評熱時，批評者紛紛運用“文本”分析；在精神分析學大行其道時，又競相采用心理分析、潛意識分析來研究創作主體及批評對象；在后現代主義蔚然成風時，又爭先運用“解構”、“意義消解”、“斷裂”等來分析和闡釋文藝創作，……文藝批評者由此成了馬不停蹄追隨“西風東漸”的被動接受者，只能在游戲的圈子里活動，按照游戲確定的規則“發言”。這樣的批評勢必疏遠作者和作品，同時也遠離了讀者，降格為文藝批評小圈子里的游戲，唯有批評者自己樂此不疲，其他讀者（包括創作者）都成了局外人，對其了無興趣可言。



　　其二，批評的做秀化與事件化。改革開放以后，商品大潮對文藝批評提出巨大挑戰。批評是對創作的闡釋和引導，是一項獨立的事業，但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對批評的獨立性提出了嚴峻考驗。批評的日益邊緣化和冷清寂寞，少人問津也對批評者提出嚴峻考驗。不少的批評者難耐這冷清與寂寞，或為名利觀念功利目的所驅使，或為了搶占批評領域“話語霸權”，熱衷于批評做秀，制造批評事件。他們喜歡亮出新旗幟制造轟動或喧嘩，喜歡搞商業性包裝、炒作和促銷，企圖重新占領“話語中心”地位。



　　批評的做秀或表演化與事件化與創作方面的表演化有關。90年代后，文藝特別是文學逐漸邊緣化，為了引發社會公眾關注等功利性目的，文藝創作故意弄出“聲響”，“城頭變幻大王旗”，一邊是前衛藝術、荒誕派話劇、行為藝術，一邊是“另類”寫作、“零度情感寫作”、“美女作家”、“下半身寫作”；又是新寫實主義，新狀態小說，新體驗小說，又是新生代，晚生代，“70年代后”，“80后”……名詞翻新，花樣迭出，目的只有一個：嘩眾取寵，吸引公眾眼球。與此相呼應，文藝批評也紛紛競先從西方思潮下手，不斷引進現代文論，直至八九十年代及當下西方流行文藝思想?！拔谋尽狈治?，“心理”分析，解構、“消解”意義與告別崇高，聲稱“斷裂”，……文藝批評領域的一個個“事件”無不與西方思潮密切相關，并從其汲取思想營養。



　　每一次新思潮的引進本身，都足以構成文藝批評界的一大事件。而圍繞這些西方新潮，又可生發出大大小小的文藝熱點事件。譬如“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引進，不止大量的西方著作受到譯介，一些西方大師受邀來華講授，“后現代”思想更是無孔不入地滲透尚未“現代化”的中國知識者生存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觀念之中，告別崇高與理想，消解意義與價值，抹平深度，斷裂歷史聯系，等，不僅成為批評者手中的準尺、口頭的常用語，也成了不少青年的人生觀、價值觀或奉行的生活準則。它在批評界內外引發的熱點事件接連不斷且方興未艾。



　　其三，批評的淺表化。文藝批評的游戲化、做秀與事件化都映射出文藝批評的淺表化。這種西方思潮影響下的文評，對于西方文論的借鑒吸收，大多比較急躁，功利性強，缺乏對中國自身文化傳統、國情及文學現實的充分了解與掌握，未能很好地做到以西方之石攻中國之玉，未能實現西方文論的中國本土化，實現其與中國文學的良好結合。



　　因為譯介、引進西方種種文藝思潮的倉促與浮躁，批評者缺乏對西方文論武器的熟悉與把握，加上運用這種批評武器方面的主觀臆斷、自以為是，批評沒能很好地指導創作者及其創作，指向閱讀接受者，這樣的批評注定是相當浮淺和表面化的，是對西方文論的生吞活剝、生搬硬套，甚至有些批評僅是對西方文論一些具體術語、名詞、概念的堆砌與簡單組合，純粹是在玩一些“話語”游戲和批評游戲。這樣的批評，既缺乏普通讀者，也缺乏創作者的關注，既無法對已有的創作做很好的闡釋與讀解，也未能對將來的創作進行有效或有益的引導，這樣的批評經常有淪為文化垃圾的危險。



　　對西方文論進行生搬硬套式移植的文藝批評，實質上是一種缺乏個性的批評，體現著批評主體獨立性品格的匱乏。這種批評因缺乏學理性，必然產生不出經典性作品或能帶來深遠影響的作品。這種淺表化批評，也燭照出批評者理論修養的偏頗和局限，對西方文論的盲從必然導致批評者理論準備上的欠缺和不足，導致其批評行為的空泛與浮淺。



　　我希望自己手中握著的是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尖銳卻能療疾。我深知筆如刀，可以治病亦可傷人的道理。因此，在迄今為止從事文學研究15年的光陰里，我都認真閱讀每一部自己打算批評的作品，嚴格從文本內容、主題、樣式出發，從作者生平、主體心態、創作風格出發，從受眾閱讀期待、理解、接受出發，取事實、史實、真實“三實”之研究方法，力求批評之理性、客觀和公正。在《文藝創作與國家形象》的撰寫和修改過程中，我始終遵循有一說一、實事求是的原則，既不吝充分肯定諸多文藝家為建構中國形象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更不憚尖銳指出某些創作者為西方創作的心態以及部分作品中存在的受西方視角影響的創作傾向和內容。批評是出自于善意、著眼于與創作互動的；指出缺陷和不足，是為了推動文藝創作的進步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