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收藏 重在文化傳承

經營古玩和收藏古玩的，大概沒有不知道陳重遠其人的。這位老先生著有《古玩史話與鑒賞》、《文物話春秋》、《古玩談舊聞》、《古董說奇珍》、《收藏講史話》、《鑒賞述往事》、《老古玩鋪》、《老珠寶店》等收藏系列叢書。

陳先生今年78歲，身體不錯，也愛說話。我們請他講講老北京傳統收藏方面的事，他便打開了話匣子。他說我國原無考古學，到了宋代才有金石學，歐陽修、李清照、趙明誠是這方面的專家。但至今也沒有收藏學，盡管收藏已日益深入民間，成為了許多人的自覺行動。說起北京收藏的歷史，不能不首先提到皇家收藏。因為只有宮里，才可能匯聚天下奇珍。北京故宮是名副其實的大博物館，奇珍異寶，無所不有。我們逛故宮看到的雖只是冰山一角，就已嘆為觀止。過去，這些東西秘不示人，就是封疆大吏也看不到。直到民國，故宮開放，文華殿、武英殿陳列出不少宮中藏的瓷器、銅器、字畫，老百姓才開了眼界?！爸袊械奈奈锸澜缟儆??！标愊壬锌溃骸安粌H故宮里有，熱河行宮（承德避暑山莊）、頤和園、圓明園也收藏了不少，那真是浩如煙海，多如星河！”

大臣們的收藏應該說晚于皇家收藏。但大臣們學問大，他們的收藏是為了做學問，就顯得格外有意義。比如乾隆、嘉慶年間有個乾嘉學派，提倡樸學，繼承古文經學的訓詁方法，治經多從文字學入手，研究金石學，使金石學再度興起。為此，一些大臣把目光轉向了青銅器。乾隆進士、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就是個大收藏家。當時我國出土了一件銅盤，是西周晚期青銅器，有銘文350字，轟動一時。阮元經過研究考證，發現這是矢人將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時所訂的契約，便把這件東西定名為散氏盤。阮元還著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是研究古文字學的重要參考資料。道光、同治年間還有個陳介祺，研究秦漢書法、篆刻，他以收藏西周青銅器毛公鼎著稱于世（毛公鼎是現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家里蓋了一座萬印樓，收集秦漢印章甚多，潛心研究，著書立說。當過軍機大臣的潘祖蔭也是這樣，收藏大禹鼎、大克鼎，研究金石，著述頗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無論收藏青銅器也好，收集古印章也好，都不是為了囤積居奇，而是為了文字學研究，為了著書立說，是和傳承中國文化這個大目標連在一起的。這種收藏無疑大大提高了收藏的含金量。

收藏還有一個功能——鑒賞。比如家庭的擺設：條案、撣瓶、字畫等，有的有實用價值，有的純粹是為了鑒賞?？梢哉f，相當多的人搞收藏，是出于賞鑒的目的。有了這個目的，收藏才能夠普及，成為一般達官貴人附庸風雅的追求。因此，琉璃廠文化街才會應運而生。

北京原來商業不發達，白云觀、白塔寺……是廟會，過年過節才擺攤設肆；騾馬市、糧食店街、豬市大街……清早開市，日中就收攤。到清初順治時期，漢人遷到城外，旗人住進城里（城里指前三門一帶），形成了東富（買賣人）西貴（當官的）的格局。受此影響，乾隆時“東單、西四、鼓樓、前（門）”成了商業興盛之地，而以賣書籍、古玩、字畫、碑帖、文具為特色的琉璃廠也出現了。這時的琉璃廠，固然有行商作賈的市場功能，那些喜收藏字畫、古玩的達官貴人時時光顧，文人墨客也常常到此，同時還兼具其他功能。舉例說，當時北京沒有圖書館，要看書，只有到琉璃廠買書，琉璃廠就是圖書館；當時也無博物館，琉璃廠古玩鋪就是博物館；要看字畫碑帖，也要到琉璃廠南紙店（南紙即宣紙），南紙店就是美術館。這些獨具的功能，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活動，琉璃廠因此才被叫作文化街。

眼看過年了，一說起琉璃廠，陳先生自然就想起廠甸廟會。每年正月十五之前的廠甸，既是平民百姓的樂園，也是太太小姐、達官貴人以及文化人最開心的去處，人們各取所需，小則買一串糖葫蘆一個風車，中則買幾本舊書幾枚古錢，大則買一兩樣珠寶翠鉆。一些大文化人常逛廠甸。官員到廠甸，關注的就不是書冊，而是珠寶了。李鴻章在火神廟，給他媽買過一個翡翠鐲子，這個鐲子排第二，排第一的西太后戴著呢！那年月做珠寶生意的，一個春節做的買賣，夠全家一年的開銷了，有的甚至發了大財。

漫談中，陳先生感慨地講了一個故事，前面提到的潘祖蔭，研究金石卓然成家，為人也克勤克儉。他無子女，過繼了弟弟的一個孩子。他死后，他的后代不辱先人，竭盡全力保護大禹鼎、大克鼎。日本侵略時期，把鼎埋在地下，威逼利誘，不動聲色，解放后獻給了國家?，F大禹鼎藏國家博物館，大克鼎藏上海博物館。這樣的收藏家才真正是有松柏氣節的人。（譚宗遠）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