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遼代鎏金銀套裝祭器首次被發現

浙江溫州博古齋收藏的一批鎏金銀套裝經送樣檢測并由權威專家認真鑒定后，確認為遼代祭器。專家們認為，這類遼代祭器在我國是首次發現，其藝術、觀賞、歷史、科研及收藏價值都很高，但對其準確評價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溫州博古齋是一家民間收藏機構，今年８月份曾赴京展出了一批藏品。這些藏品外表鎏金、工藝精湛，紋飾華美富麗。來自故宮博物院、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協會、中國寶石協會、遼寧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專家對其初步鑒定后表示，這批器物工藝獨特，“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鎏金的瓷器基本上可以確定為宋代，其中部分產自五大名窯，有的還可能是宋代瓷器鼎盛時期之前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當時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著名文物鑒定專家孫學海對這批藏品也“極為看好”。而此前，原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主任、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古玉器古陶瓷專家雷從云曾兩次去溫州，對這批藏品進行研究，他認為這批藏品新奇大氣、內涵豐富，應該用平和的心態，對其進行探索、了解。

對古代金銀器有豐富研究經驗的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韓偉獲悉這批收藏后，多次到溫州博古齋，對其進行了認真研究。

韓偉認為，鎏金銀套裝工藝在晚唐已露端倪，如在法門寺地宮中就發現了兩件鴻雁團花秘色瓷碗，鴻雁團花系銀箔剪刻而成，然后散點分布于秘色瓷碗外腹壁，髹漆、打磨，使其緊貼碗壁，取得落落大方的裝飾效果。溫州博古齋的這批鎏金銀套裝使用的裝飾手法大多是有針對性的，一器一圖，且多系適合模樣的滿地裝，沒有重復，不是同一紋樣與批量生產——僅從這一點就可排除假器之嫌。其圖案語言及風格與唐代金銀器有密切關系，如龍紋、鳳紋、摩羯魚紋、鴻雁都具有唐代特點。龍身短而三爪；鳳鳥奔走，鼓舞雙翅，華美的長尾如孔雀尾羽；翱翔回首雙鴻等皆是。單相蓮瓣二方連續圖案，破式梅花、菱花式或變相菱花式的壸門等則是遼代的特色，今人無法“創造”出這些生動的紋樣。

韓偉表示，這批器物上使用的工藝手法很復雜，如剪刻、鏤空、模沖、鎏金、鏨刻、粘接、大焊等。這些工藝的配套使用才使得這批金銀套器取得驚人的裝飾效果。這種工藝把遼代的金銀做工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峰，可以說達到空前絕后的高度。它的大量發現填補了中國金銀制作史上的空白。

韓偉提醒說，這些器物等級很高、品相上乘、數量巨大、耗資豐巨，絕不是私家工匠能制作的。因此，推測遼代中晚期后，皇家的金銀作坊相當發達、規模宏大，這是今后應特別值得關注的。

為什么說這是遼代中晚期的呢？韓偉分析指出，因為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曾出現了一批遼代圣宗時期文忠王韓德讓（耶律隆昌）的祭器，大約有４００件左右，全部流入歐洲市場。它們的質地全系純金、純銀，有的一碗用金在１公斤左右，如比利時收藏家尤侖斯先生所藏的盤龍舞鳳紋純金碗。這樣耗費在遼代中后期已無力負擔，但遼代的祭祀活動不會停止。因此，發揮金銀做工的高技巧，將從宋朝賜賞或購買、掠來的瓷器，裝以金銀套，使其具有金銀器的效果，成為高級祭器。只有這樣，才能解釋這批器物產生的原因。因此，韓偉判斷這批器物是祭祀后按禮制瘞埋于地下，是在近幾年有人發現了這批窖藏物品，未曾按文物法報案而流入社會、流至境外。因為是專用祭器，當時社會上是見不到的，所以過去我們在眾多的遼器中見不到這些器物。

韓偉推測，這些器物窖藏的地點應在遼代版圖之內，以內蒙古境內最有可能。他認為應仔細尋找，并對這個地點進行詳細勘探，以搞清遼人祭祀的制度，同時要從文獻上尋找根據。

在專家們的建議下，浙江溫州博古齋又送樣到國家博物館文物科技保護中心和河南省創新科技檢測站等權威文物鑒定機構進行了檢測，結果送檢樣品與宋名窯瓷釉表面成分“符合較好”或“基本符合”。

與此同時，韓偉將博古齋的真假鎏金銀套裝進行反復比較后，發現兩者有較大區別：假器套裝紋樣單一，多為纏枝蔓草，中間無遼器中出現的龍、鳳等珍禽異獸紋樣，因此顯得單調；用肉眼直觀，假器的金屬材質讓人感到輕薄，不像真器那樣顯得厚重；在工藝方面，真器有鏨刻、模沖、粘接、焊接等方法，而假器不見模沖，鏨刻的用刀方法簡單、纏枝纖細。粘接時有錯位現象，這在官營手工業中是不可能出現的錯誤；用手撫摸感到真器不掛手，而假器的掛手、刺手現象經常發生；真器內胎為宋代的名窯口，但假器窯口不清，手感輕薄，釉色晦澀。根據上述區別以及有關權威機構的鑒定，韓偉進一步確定了博古齋收藏的內胎為宋代五大名窯的鎏金銀套裝器物應為真器。

浙江溫州博古齋主人陳紀平接受記者采訪表示，希望這批藏品能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深入挖掘其豐富內涵。（完）

來源：新華網